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对策——2016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论坛会议综述

在2016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利用"两大主题,探讨了农耕文明与传统村落保护、传统村落的实质、传统村落的基本属性、传统村落的价值、传统村落的现代性、传统村落保护的对策,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旅游语境下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等问题。会议反映了学者们有关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最新思考与研究,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利用提供了重要的科学理论依据。

民族学田野调查教学改革及实践探究——以凯里学院为例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民族学本科实践教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堪称民族学(人类学)从业者的“成年礼”。通过田野调查实践,可巩固和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印证所学所思,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但如何开展好田野调查教学与实践,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未达成统一标准,且此问题亟待解决。文章以凯里学院为例,探讨民族学本科田野调查教学改革与实践问题,希冀能为民族学本科田野调查教学改革与实践提供参考性建议。

阿兹特克“奇南帕”生计方式的成功与局限

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前,在这里早已存在两个古典文明的中心,一个是阿兹特克文明,一个是印加文明。由于这两个文明自身的特异性以及他们出现区位的特殊性,在今天世界史的编撰中都把他们列入古代文明的个案加以描述。众所周知,任何古典文明都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基础做支撑,这两个古典文明自然不能例外,但对比前人对阿兹特克文明生计的描述与解读却充满了抵牾和误解。立足于文化人类学对游耕和农业两大文化类型的实质性区别,借助前人的相关记载,力图证实"奇南帕"园艺耕作就是文化人类学家在亚洲、非洲和欧洲早已接触过的斯维顿(Sweden)耕作方式。这样的耕作方式属于游耕类型生计中的特有样式。凭借这样一种特殊的生计方式能够建立强大的帝国,这是阿兹特克文明特异性的实质所在,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生计方式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无法与固定农耕相兼容,因而在与西班牙文化的碰撞中逐渐衰落,仅在个别地区以残存方式存在。

插花地成因与延续的历史人类学思考——以贵州省地湖乡为个案初探

"插花地"是指某地在地理位置上与所处行政区或仅一线相连,或隔越他界,但都处在另一行政机构辖地包围之中的地域。鉴于插花地的成因极为复杂,且其成因和延续并非单一因素所使然,理应用结构性的视角对插花地的成因和延续进行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以贵州省天柱县地湖乡为例,探讨插花地的成因和延续,力图为类似插花地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黔东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思考

传统村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农耕文化的根基和精髓。黔东南州境内传统村落数量众多,保存较为完整;但在乡村旅游开发、城乡统筹发展、新农村建设、乡村城镇化等多重挑战和冲击下,传统村落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的破坏。解决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坚持整体性保护和原真性保护相结合,静态性保护和活态传承相结合,搭建官员、专家、群众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

浅析生态人类学的理论预设与实践

生态人类学是从文化人类学中孕育出来的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因此,生态人类学理所当然继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以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民族及其文化作为研究的单元。但生态人类学作为独立于文化人类学之外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理论建构既不能完全趋同于文化人类学,又不能完全依赖于生态学。在总结文化人类学与生态学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经验前提下,生态人类学提出了自己的三大立论公设,以利使自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人·地·权:“插花地”地湖契约文书整理研究

清水江下游地湖乡是一块贵州飞落湖南的"插花地",地湖至今还保存着大量清代至民国年间的契约文书。这些契约文书类型多样,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研究插花地社区日常生活、人群关系、土地流转、家庭财产继嗣、经济生活等方面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重点介绍地湖契约文书的类型、数量等问题,并对"除帖字""过亩清单"这类此前学界较少关注的文书作一个简单的说明。最后,认为从"人、地、权"三个纬度去展开综合分析,可望进一步推进清水江文书有关土地问题的研究工作。

论蒙古族五畜游牧在草原沙化治理中的价值——以毛乌素沙地乌审召镇为个案

内蒙古草原沙化是生态环境的系统改性导致的恶果。要在沙化后的草原上实施生态恢复,需将其视为一个系统整体去对待,确保各式各样的生物物种协调配置推进。蒙古族牧民长期实施的"五畜"按比例、按规范路线的游牧方式,可以确保水土、牧草、牲畜和人协调运行,不仅能有效地控制草原沙化面积的扩大,还可推动已经沙化土地的生态恢复。据此建议,发掘蒙古族本土生态知识和技术技能去实施沙地的生态恢复,定会收到预期的生态建设目的。

论生物资源跨文化均衡利用的生态价值——以贵州南部和西南部喀斯特山区为例

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而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又得仰仗于相关民族文化制衡格局的并行存在,因为这样的文化制衡格局可以确保生物资源在高效利用的同时与精心维护相统一,不会造成生物资源的单向消费,从而不会导致生态系统的蜕变,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贵州省南部和西南部喀斯特山区所出现的严重土地石漠化灾变,就是由于传统文化制衡格局受损,致使生态系统蜕变后所带来的恶果。通过对贵州省南部和西南部喀斯特山区的调查分析发现,要解决土地石漠化灾变光靠技术和愿望很难办到,关键是要启动文化制衡机制,建构多元文化制衡并存的新格局,这才是生态建设的必须举措。

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在生态灾变救治中的价值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浪潮中,人们习惯于依赖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再配合现代工程技术的手段去救治生态灾变,而很少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化中蕴涵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价值。因而,即使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生态灾变救治后,我国的生态灾变救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究其原因,还是在生态灾变救治过程中,指导思路出了偏颇。而本文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有价值,谈谈少数民族文化在生态灾变救治中的特殊价值,以便给我国的生态灾变救治提供一条新的对策思路。

中国“插花地”问题研究现状述评

"插花地"是立足于行政区划调整而出现的一种长期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仅古已有之,现今亦然,不仅中国有之,国外亦有。近代来,历史地理学、社会政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者,围绕何为"插花地"、"插花地"的成因,插花地的社会影响等主要问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不足。透视这些"插花地"问题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澄清插花地问题的实质,消除世人对插花地理解上的偏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在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特殊的历史过程、文化传播和对所处生态环境适应的整合产物,是长期历史积淀的可持续体系。因而规划和引导原住民族的发展,都必须尊重原住民族的主导地位,应当支持与扶助他们按自己的文化特点,去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更需要从自身文化的特点对现代化的普适性内涵作能动的取舍,并巧妙地利用,才能确保全球文化的多元并存,才能使发展步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清水江区域社会与清水江文书研究现状简述

近几十年来,清水江区域社会与清水江文书问题,一直是学界高度关注的对象。总体而言,清水江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则是围绕清水江木材市场贸易网络,探讨该区域社会的结构化过程;而对于清水江文书的研究,侧重于其保护、抢救、整理,以及试图从清水江文书中找到民间法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互动关系。本文试图梳理上述两层面的现有研究成果,同时指出可继续深入推进的研究空间。

贵州清水江文书的由来和特点探析

清水江文书是一种以汉文书写的民间契约文本,内容以林契和地契为主体,包括分关契、借契、诉讼词、税契、文告、官府执照等。有关清水江文书的由来与特点,学界有较多讨论,但未达成一致。笔者认为,清水江文书是以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习惯法、伦理规范达成的契约关系为社会基础,以及文字下乡等因素综合作用后的产物。除具有明显的归户性外,兼具活态性、综合性、文化归属性、生态归属性、外延性等特点。

第五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综述

“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第五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1月2日-4日在锦屏召开,与会学者聚焦“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主题,围绕锦屏文书的历史、新的研究思路,以及锦屏文书对生态建设、脱贫攻坚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交流与探讨。与会学者认为,从单一学科研究锦屏文书的成果显著,但有深度的、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还不够,呼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将锦屏文书的研究推向深入。

中国西南地区大规模水坝建设的生态人类学综合评估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能源供应的日趋短缺,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尽可能大规模修建高水头的水坝,以便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的电力能源,填补能源供给的空缺。更由于追求工业文明,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掌控世界话语霸权,以至于对当前大规模水坝建设的评估一直单方面取决于经济效益,而很少涉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这样的评估体系,明显具有片面性,因此,生态人类学坚持水坝在非建不可的前提下,必须兼顾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效益,必须坚持综合评估,不容许唯利是图,将经济利益绝对化。

“插花地”整饬之殇:民国湘黔边界地湖插花地“清理拨正”个案分析

插花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凡有行政建置与行政区划的出现,就可能有插花地的产生。因而,历史时期以来,插花地就普遍存在于全世界范围内。插花地的出现,对行政管理带来诸多问题,其流弊,从明代开始,就被时人所知,清代更将其置于鸦片、客民、饷项之前。插花地是多种因素交错综合的产物。以民国时期湘黔边界地湖插花地整饬之殇的历史过程为个案,采用田野调查与文献典籍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插花地存续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指出,插花地问题不只是行政归属下的地理单位问题,而是交织着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空间格局,透过分析这种空间格局形成的社会文化历史过程,才能理解插花地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

影响湘西农业经营效益的环境因素例举

在考虑农业生产发展时,相关部门都习惯于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作出农业发展决策,但这样的农业发展决策,在近年来的实践运行中,大都不理想。原因在于,作出农业发展规划时,往往忽略了环境因素对农业经营效应的影响。以湘西地区熟知的事例为依据,剖析环境因素对农业经营效应实现的制约作用,以便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论人群体质与民族文化的交叉作用及其后果

在人类学的学科建构中,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是两门研究任务、对象、方法各不相同的学科。文化人类学致力于研究文化的建构、功能和演化,体质人类学则研究人类体质差异的时空分布及人类体质的遗传变异。这两门学科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因而,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不能简单地套用。然而,这两门学科的对象都是人,而人类又必然是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并存,人类的这两种特性又会客观地存在于相关民族文化的建构中。人群的体质差异肯定会对民族文化的建构起作用。必然是文化建构中需要加以适应的客观对象。相反的,一种长期延续的民族文化,由于要直接规约着相关人群的社会生活,这就不可避免地又会使相关的民族成员获得某些后天的体质特征。不注意到体质与文化的交叉作用,某些文化事实将得不到合理的解释,某些共同的后天体质特征也无法得到正确的说明。这两方面的研究不仅对文化人类学有价值,对体质人类学也有价值。一方面,可以丰富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又有多重的应用价值。

干热河谷生态灾变的历史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以贵州北盘江、濛江、樟江灾变区为例

贵州由于自然环境与开发史进程的独特性,致使干热河谷生态灾变形式表现为喀斯特石漠化灾变与干热河谷荒漠化灾变复合并存,这一灾变目前已成了制约贵州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主要障碍。为了探明贵州干热河谷灾变的历史成因,寻求有效的治理对策,以珠江水系贵州省各支流灾变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灾变形成原因的综合考察,认为干热河谷灾变景观的出现,是采用了与当地并不能兼容的开发手段,经长期积累后而诱发的生态退变。进而认为要根治贵州省干热河谷灾变,除了国家立法干预外,还得充分发掘、利用原生地各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以推动当地的生态恢复,这样贵州的干热河谷生态灾变救治才可望收到理想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