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卒中康复过程中肩手综合征的前瞻性护理

目的探讨早期给予预防性护理干预措施对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发生率及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方法将本科收治的100例脑卒中后伴偏瘫的患者,随机分为预防组50例与对照组50例。预防组针对存在的发生肩手综合征的危险因素,采取了预防性护理干预措施,对照组无采取预防性护理干预措施。结果预防组肩手综合征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运动功能积分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早期给予预防性护理干预措施,可明显减低肩手综合征的发生率,提高患者运动功能及日常生活能力。

论区分所有社区管理规约的内容

现代各国家和地区都较为广泛地承认区分所有权人之公约自治权利,公约的事项通常即由区分所有权人间相互协商予以确定。由于我国居民缺乏社区自治的传统,就区分所有物业的使用管理产生了诸多矛盾。怎样规范居民在社区的行为、怎样维护社区秩序、怎样管理社区物业及怎样处理社区与管理机构的关系等等就成为管理规约必须解决的问题。

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参与权的障碍及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的中小投资者行使参与权面临着重重障碍,既有合理性的限制,也有法律瓶颈和现实障碍。应该通过建立普遍性的类别表决权机制和完善征集投票权制度来保障中小投资者参与权的实现。

再审审查制度对司法公信力的检视与提升——以A省B市的司法实践为分析样本

再审审查制度是保障当事人申诉权和纠正错案的重要法律制度,其有效的配置和运作能助推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与强化。但其功能和价值"有限",现行司法政策在启动再审的标准上遵循"可能有错"的判定基准,显得过于泛化,无限放大其功能和价值,不仅不利于秩序价值的生成与固化,而且与创新现代社会管理模式之内生性精神与理念存在冲突,易引致社会管理风险,增加管理成本。完善的方向应立足于制度功能"限度论",在法治的内在诉求以及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在肯定再审审查制度的有限意义与价值基础上,严格界定准入门槛,适用"确有错误"的启动再审标准,并健全相应的审查程序。

急性脑卒中患者的心电图改变分析及护理对策

目的 观察急性脑卒中患者的心电图改变,并探讨其护理对策.方法 选择156例急性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院时均行心电图检查并观察其心电图变化.结果 156例急性脑卒中患者中心电图异常者高达113例,占72.44%,其中以心肌缺血最多见65例,占41.67%;心律失常41例,占26.28%;心肌梗死7例,占4.49%.结论 急性脑卒中患者常伴有心电图异常,对该类患者进行针对性护理,可预防心脏并发症,减轻患者痛苦,降低病死率.

论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行使参与权机理

参与权是投资者所享有的固有的权利,对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进行保护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参与权有利于股东参与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但当参与力度超越界限过度膨胀,也会直接对公司的经营独立和效率造成危害。因此,有必要界定出股东参与的权利界限以及门槛。

案外人权利保护路径——基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辩争

既判力相对性原则的弱化、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及既判力的反射效果共同发生作用,导致当事人之间的确定判决不可避免地向案外第三人发生辐射效果,第三人权利保护情势迫切。案外人申请再审在保障案外人程序权利、规制虚假诉讼和实现实体公正上发挥了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但无可避免地存在固有缺陷。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其具有遏制虚假诉讼和实现个案正义的功能预期。但对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上,目前有共存说、选择说、保留说、替代说等多种学说。案外人和第三人的内涵不同,案外人将第三人涵括在内。鉴于此,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适用撤销之诉,除此之外的案外人,仍适用申请再审,两种制度共同救济案外人的权利。

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行使参与权:困境与出路

投资者的参与权作为投资者固有的权利,有着重大的应然价值。然而,我国的中小投资者行使参与权面临着重重障碍,既面临着法律的瓶颈,也遭遇着现实的障碍。唯有通过建立普遍性的类别表决权机制和完善征集投票权制度等,才是突破诸多障碍、保证中小投资者参与权实现的出路。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的价值定位与架构完善——兼与民事抗诉制度并行的角度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作为新型的民事检察监督方式,在理论上具有提高司法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柔性监督的优势,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因立法不完善、跟踪回访制度缺失等,采纳率过低且难以与民事抗诉制度相抗衡。建议明确界定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等,加强规范管理,完善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实现检查监督与维护司法既判力的平衡。

从政治附庸到学术自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理学独立品格的艰难形塑

引言:双重视角下的中国法理学知史可明理,鉴往方知今。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理学的发展有着独特意义。(1)现代中国法学的开端本与政治情势相关,之后虽然主题频繁变换,但主要并不是法学理论自身逻辑演进的结果,而是出于对政治决策等法学外部问题的一种回应。因此,大多学者直接以我国经济、政治等事件的发生作为法理学不同阶段的标志。(2)这种“外部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