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偏向型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价值——来自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经验研究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作为一项具有资本偏向型特征的税收优惠政策,兼具税收优惠与投资促进功能,其在实现“稳投资”作用的同时能否带动企业价值增长,是当前“稳增长”目标下,一项亟待考察的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市场中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借助资本市场对企业市场价值的评估,建立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与机制。研究表明,该项政策的实施对微观企业而言发挥了显著的价值创造效应,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有助于企业专注主营业务,一方面可以加大实体投资比重,优化投资结构,从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另一方面可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加创新产出,进而带动企业价值增值。多维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内的企业中,加速折旧政策的价值创造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全生命周期经营绩效预期的视角加深对加速折旧政策效应的理解,为结构性减税政策助力企业价值“稳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

产业安全视角下的外资并购

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异质产品的双寡头市场竞争模型,引入政府福利评价值,从产业安全视角探讨了外资并购的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当产业属于安全高度敏感行业时,外资并购会危及产业安全;而当产业属于一般性行业时,仅当本国企业效率较低时,本国政府应该许可外资并购,因为外资并购可以提高政府的福利评价值,有利于维护产业安全。

基于不同保护目的的最优关税分析

从不同的保护目的出发,可将最优关税区分为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假定一个国家自身生产一种产品,同时进口另外一种产品,且两种产品的质量不同,分析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问题,结果发现:第一,如果本国的产品质量较低而进口的产品质量较高,那么,无论企业之间是进行Bertrand竞争还是Cournot竞争,假如国外企业的效率较高(低),那么最大收入关税大(小)于最佳福利关税;此外,Cournot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分别高于Bertrand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和最大收入关税。第二,如果本国的产品质量较高而进口的产品质量较低,那么当本国企业的效率较低(高)时,最大收入关税高(低)于最佳福利关税。

市场竞争、融资约束与出口企业研发

为了验证市场竞争、融资约束与出口企业研发的关系,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2005—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市场竞争与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研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市场竞争对出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呈现为倒U型关系,即: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会促进出口企业的研发,而过度的市场竞争则会抑制出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研发具有抑制效应,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其抑制的显著性存在差异。融资约束对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研发抑制作用显著,而对国有出口企业的影响不明显。

Stackelberg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

文章考察Stackelberg竞争条件下的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分析表明,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的相对大小主要取决于产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国内外企业的成本差异。当产品是互补品时,最佳福利关税总是小于最大收入关税;当产品是替代品时,最佳福利关税与最大收入关税的关系,既取决于产品间的替代程度又取决于国内外企业间的成本差异。产品的替代程度较弱时,最大收入关税总是大于最佳福利关税;产品的替代程度较强时,若国内外厂商间的成本差异越小,则最佳福利关税越有可能超过最大收入关税。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争论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从无到有，再到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外资已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一路走来，我们对外资的认识也是几经波折。学术界对是否需要利用外资，如何利用外资，怎样利用外资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

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通过建立一个混合双寡头市场竞争模型,借以考察在国家征收环境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对污染物排放、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低时,继续私有化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继续私有化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和社会福利的下降;同时,环境税则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始终保持下降趋势。

古诺竞争条件下的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

结合我国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支出上的变化趋势,在异质产品古诺竞争模型基础上,比较了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对本国福利的影响。分析表明,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既能够提高自身的利润水平又能够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当本国企业效率较高时,本国企业的自主研发会较大的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当本国企业效率较低时,引进外国企业技术会较大幅度的提高本国社会福利水平。

出口成本、信贷约束与企业出口

出口固定成本的存在将导致企业生产率的"自我选择"效应。如果存在出口信贷约束,信贷获取能力强的企业出口表现将优于信贷获取能力差的企业。本文利用世界银行调查数据,实证发现信贷约束限制企业出口,银行营运资金贷款和固定投资贷款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营运资金贷款对扩大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都很明显,而固定投资贷款仅仅扩大出口扩展边际。此外,对于财务脆弱的企业,银行信贷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

在信息化发展和出口提质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能否成为实现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量,值得深入探讨。采用多期倍差法,基于201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地级市数据,系统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效果和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回归和排除其他干扰政策等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国内中间投入共享效应、进口中间品种类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来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这种出口提质效应存在城市、企业和行业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城市、低行政级别城市、民营企业、高国内增加值率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数字化水平行业的影响更为突出。研究对于利用城市信息化建设培育出口贸易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外汇经济风险及防范对策

一般来说,外汇风险是指由于汇率的不确定而产生的对经济实体和个人的资产、负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以及将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互联网平台企业垄断:形式、效应与治理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互联网平台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对供应厂商、消费者和行业本身的垄断等问题。借助经济学的垄断理论,可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形成垄断的形式进行有效分析和说明。互联网平台企业垄断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扭曲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消费者剩余、压缩供应企业利润空间、产生数据安全风险和恶化社会收入分配等方面,根据互联网平台企业反垄断中存在的难点,可从发展与规范并重、加强反垄断的事前研判、完善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加快数据立法与建设和完善互联网平台企业反垄断举报系统等方面,促进互联网平台企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价格领导竞争下的最大收入关税与最佳福利关税

通过比较国内厂商相对国外厂商的两种不同进入本国市场的顺序,发现最大收入关税和最佳福利关税的相对大小主要取决产品间的关系与国内外厂商间的边际成本差异,最大收入关税并不总是大于最佳福利关税。本国厂商的边际成本越低,最佳福利关税越有可能大于最大收入关税。在厂商相对成本不变的前提下,产品的替代程度越高,最佳福利关税也越有可能大于最大收入关税。

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宏观经济因素:基于结构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框架下研究中美两国的实际产出、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利用结构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决定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中美贸易不平衡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过度膨胀的需求,其对两国不平衡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也是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但它的影响却十分有限。本文最后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调整提出了政策建议。

奥巴马内阁、党派性与中美贸易发展走势

当前,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充斥着浓厚的党派性色彩,两党对待贸易议题的态度针锋相对,这使得美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严重受阻。刚刚宣誓就职的民主党总统立足未稳,党派纷争愈演愈烈,金融危机又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自由贸易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未来,中美双方只有通过友好的对话来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积极诚恳地审视自身经济政策的缺陷,双边贸易才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为两国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趋同还是趋异:执政党派别与美国社会经济形势

本文通过考察执政党派别对美国社会经济形势是否产生显著的影响,来检验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我们选取了反映美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六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了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优势的基础上,检验代表执政党派别的虚拟变量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执政党派别在国家生活中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两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只有名义利率和公司税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他所有社会经济指标均未呈现出显著差别。

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

本文通过考察中国对外贸易的差额结构来展望"十二五"纲要中提出的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前景。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是伴随着高耗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而实现的,中国外向型制造业的附加值很低,无法真正实现从根本上提升技术水平的目标。中国的产成品过于集中地出口到美国和欧盟,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严重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为完成"十二五"纲要中的发展目标,实现内外平衡的经济增长新模式,需要调整目前的贸易差额结构,既要努力实现国内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又要注意出口流向多元化,并且从根本上促进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在依靠国内市场的同时不能放弃对外贸易,并力争做到二者的协同发展。

浮动汇率制国家满足实际利率平价假说吗——区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检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分别使用总产品价格、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来构建实际利率,选取了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八个工业化国家作为样本,通过检验两国间实际利率差序列是否平稳来验证实际利率平价(RIP)假说是否成立。实证结果显示,使用贸易品价格构建实际利率时,实际利率平价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被证实,而使用其他两种价格构建实际利率时,该假说在多数情况下被证伪。这样,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释,同时,我们的结论也可为中国未来金融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产品垂直差异、产品内分工与南北贸易

存在产品垂直差异和产品内分工的贸易模型可以更为深刻地考察南北贸易的模式及影响因素。其中,生产技术仍然是决定生产分工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如果南方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其将扩大生产范围,在保持生产原有质量产品的情况下,向更高质量产品的生产领域进军。而北方发生技术进步时,其生产范围将缩小,抛弃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专攻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当两国分别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技术进步时,基本变化趋势是使本国发生技术进步的生产阶段趋向高质量产品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