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定量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用GCSS2010相关调查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在对居民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基础之上,主要考察了中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途径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考察"央-地政治信任差距"与"体制内非惯例化利益表达"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的关联。研究发现:与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更大;"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也存在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女性抗争性利益表达参与率要低于男性。对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中国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而厘清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的逻辑,则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未能把体制内非惯例化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同时采取",以及"均未采取"的情况考虑在模型之内。

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起源、发现与局限性

公共服务动机是近二十多年来国外公共行政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建立在个人与组织匹配理论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代表着公共行政学试图构建一种有别于私人部门"经济人"假设、为公共部门所特有的人性假设之努力。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主要考察了公共服务动机对职业选择、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组织变革接受度和公民参与态度的影响。作为一种尚处于发展中的理论,国外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忽视了公共部门雇员角色冲突,也忽视了偏好伪装和思想、语言表达、行为"三体分离"所带来的客观测量挑战;在实证分析方面,反向因果、中介变量影响和内生性问题都未得到有效处理。

政府、企业和公民:中国环境治理的责任困境

基于CGSS2010数据统计,可以分析中国居民的环境治理责任认知状况,以及检验影响中国居民环境责任认知的因素。描述性统计研究发现:(1)在环境责任认知方面,居民倾向于把环境保护责任归咎于政府和企业,自我避责倾向严重;存在环境认知的"两体分离"现象,即在宏观层面关注环境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环境保护;(2)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环境污染严重性、关切度,以及对人与环境关系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认知对于居民的环保责任认知没有显著性影响;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环保责任认知的关键因素之一。处于"元治理"角色的政府要通过经济激励强化企业环保责任,借助社会激励手段加强公民个人的环境保护责任。此外,也要加强制度设计,强化政府环保责任,预防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寻租腐败。

可替代收入渠道、家庭劳动力剩余与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

基于CGSS 2010相关数据的多项Logistic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可替代收入渠道缺乏是农村居民选择务农的关键原因;家庭劳动力数量对于农民工选择回流还是继续留在城市务工具有显著性的影响;移民健康效应并不确定;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和地区差异也是影响农村居民务农务工选择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基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家庭分工制约,要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就业岗位必须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包括完善社会保障措施在内的、全面的、更具比较优势的可替代收入渠道。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

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结构性梳理发现,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是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战略地位上,文化从"边缘"变为"主流";功能定位上,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提升为国家"软实力";管理思想上,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话语权力配置上,从垄断性"国家话语"转换为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正是这种成功的文化政策转换,促成了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政治效能感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CGSS2010的定量研究

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是一个重要而未被充分重视的研究议题。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0年的相关数据和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文章主要检验了我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和居民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外在政治效能感对于居民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具有显著性的影响,而内在效能感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对于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影响也是不显著的。

家庭劳动力配置、承包耕地数量与中国农民的土地处置——基于CGSS2010的实证分析

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考察了农村家庭劳动力配置、家庭承包土地数量与中国农民土地处置方式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影响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务农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和耕地撂荒的倾向就更高。家庭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对于农户土地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是微弱的或不显著的,就自我耕种与闲置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越多,农户越倾向于自我耕种田地,但影响较弱;就自我耕种与转出相比,从集体承包土地数量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二元”张力下党政关系模式探究

文章旨在识别一个在政治理想和谋求职位庇护权"二元"张力下构建的党政关系模式。作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完全责任政党,通过对国家意志的具体化、以公共政策的形式传导给政府,并通过党组织嵌入政府行政组织的制度设计和思想作风方面的整顿来贯彻其政治理想。政府则在改革—发展—稳定的三元框架下驱动国家治理,并在国家意志执行过程中搞形式主义以及采取机会主义策略,虚化或弱化执政党高层的政治意志,谋求职位庇护权。

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精练解释

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

政治理想推动的精英决策——一个基于文化政策经验的决策过程

综合采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基于《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政策过程,旨在呈现一个基于中国本土化经验的、政治精英主导的、上下联动、多阶层广泛参与的公共决策过程。研究结论认为,基于西方经验的传统精英决策模式在我国文化政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基于政治体系的不同,该模型在解释我国文化政策演化过程中,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基于此,在与传统精英决策模型比较的基础上,本文尝试着提出了更符合本土化经验的"政治理想推动的精英决策模式"。

价格和广告传递医疗质量信息的局限性——二元社会保障结构下的博弈分析

已有研究认为,价格和广告对于解决消费者和厂商之间的质量信息不对称问题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二元社会保障结构和医疗需求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价格和广告对医疗产品和服务这类经验品的质量信息传递是有局限的,并表现出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厂商采取"高价格、低广告投入"策略,而提供低质量产品和服务的厂商采取"低价格、高广告投入"策略的特征。对于具备完善社会保障的群体而言,价格的确能起到传递医疗质量信号的作用;但是对于不具备完善社会保障的群体而言,广告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传递质量信号的作用;同时,医疗服务市场上存在逆向选择的可能,广告可能误导消费者的选择,而并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应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优质医疗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强化医疗服务监管,并提高广大消费者的医疗素养。

农村原始性社会资本的丧失及其重构——以土地冲突为视角

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建立和富于人情味的原始性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社区得以维持的根本,但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土地资源原有的隐性价值逐渐凸显,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值而爆发冲突使得农民的原始性社会资本逐渐丧失。透过个案分析,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土地征用背景下,农村原始性社会资本丧失提出解释框架,并展望现代制度性社会资本的重构。

自媒体环境下的政府职能堕距及其完善策略——聚焦网络信息监管

"应然"状态下的政府职能体系是一个随环境变化而适时进行调整的动态系统。当前,自媒体正在取代传统大众媒体成为人们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政府职能也应顺应媒体环境变化趋势及时做出调整。但在"实然"层面,地方政府职能履行的重心、思维和方式等却仍然停留在传统大众传媒环境之中,未能充分重视自媒体环境带来的挑战;尤其是政府网络信息监管职能未能及时做出重心调整,存在"职能堕距"现象。自媒体环境要求政府致力于网络信息监管,保护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强势势力侵害,但政府职能履行过程却存在监管意识不足、制度设计不合理、监管方式不科学等问题。本着弥补政府职能堕距、强化政府网络信息监管职能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之目标,未来要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明确政府监管责任,建立严格的行政责任体系,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构建网民教育体系、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加强技术管控和强化行业自律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网络信息监管职能。

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的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

文章基于在C城区与A县两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省级示范区域入户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效果的评价呈现出社区(村)——街道(乡镇)——区(县)三级机构逐级递减趋势;同时,C城区与A县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也存在明显差异,并且A县在绝大部分文化服务效果评价上都高于C城区。这些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方面的区域差异与层级倒挂现象与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强度、参与情况、需求征集制度和评价监督机制建立实施情况基本一致。

先驱者利润与地方公共服务创新逻辑——选择性激励机制的构建

由于缺乏经济利润诱发的竞争刺激,"政治企业家"的选择性激励机制构建对于公共服务创新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先驱者利润"驱动的创新机制有四个关键要素,即创新型企业家、"企业家利润机会"、可供企业家支配资源的存在、以及良好的创新产权保护制度。未来的国家政治机制设计,一要明确政治晋升作为"先驱者利润"的激励机制,以强化竞争刺激;二要调整官员绩效考核标准,加快实现从"经济绩效"到"社会绩效"指标的转移,以实现激励与政治目标的统一;三要通过制度化的中央巡视制度和居民主观评价及时认定已发生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行为,并将之与地方官员职务晋升相挂钩,以有效保护政治创新产权。

中国公共部门文化创新的特征、成效与阻力——基于“文化部创新奖”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对四届"文化部创新奖"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的文化创新远多于中西部地区,省级和地市级远高于区县级、乡镇级和村社级;(2)创新内容方面,工艺创意与科技创新最多,其次是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相对较少;(3)文化创新主体方面,事业单位最多,其次是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创新最少;(4)从文化创新的合作性来看,单一组织独立完成的最多,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次之,公私部门之间合作的最少。与此同时,公共文化领域创新日趋活跃,但动力不足,仍需要通过多种途径鼓励和推动文化创新积极性;创新的可持续性和成果的实用性仍有待加强。

基于CGSS2010的农村社会组织现状实证分析

以农村社会组织促进制度化利益表达功能为切入点,主要检验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和社会组织参加情况对农村社会组织沟通社会功能发挥的影响。基于CGSS2010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主要发现:1当前农村社会组织信任度相对较低,仅约为34.6%;2当前农民的社会组织参加率非常低,仅约为4.5%,并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程度相反的趋势;3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治理实践中并未能起到沟通社会,提供制度化利益表达途径或引导农民进行利益化制度表达的功能;4农民的社会组织信任和参加社会组织比例与农民的利益表达途径选择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关联。

弥补而非打破官僚制: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任务型组织再认识

以"领导小组"为代表的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却也存在着设置随意与泛滥倾向。据此,在识别有效任务型组织构成要素基础上,理清有效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对于更好地发挥任务型组织的积极功能,增强国家治理有效性已势在必行。基于以"创卫"为背景的两个案例城市治理过程比较,可以发现有效任务型组织在任务缘起、领导级别、组织结构、组织职能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弥补官僚制和浓缩官僚制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任务型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其未来发展方向应该是成为高度浓缩的官僚组织,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框架下进一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和现代化。

乡村振兴行动中的生存理念冲突:表现、负面影响及应对策略

作为一个系统工程,乡村振兴需要各方行动者共同参与,以形成网络治理合力。当前乡村振兴行动网络中存在生存理念冲突,尤其是非国家行动者的生存理念偏差严重影响了乡村振兴行动网络的实效。国家应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促进行动者网络目标共识为导向,积极发挥党委和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功能;二是以链接行动者网络为目标,注重发挥激进行动者的示范效应;三是以促进行动者间信任为重点,强化行动者间互动并加强网络管理。利用网络行动的连锁效应链接行动网络,让更多的潜在行动者认同“互惠生存”或“总体生存”理念,成为显性的积极行动者,加速乡村振兴的步伐。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协同演进及其创新发展

依据"实践发展-法律与政策指向-理论回应"的三维分析框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大体上经历了"选举民主主导""协商民主后来居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协同发展"三个发展阶段。未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框架下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通过强化制度设计,在坚持协商无果必经投票表决、投票表决前充分协商沟通和重要决策投票表决与一般抉择诉诸协商相结合等原则下建立和完善协商与投票表决衔接机制,致力于促进协商与投票表决机制的有序衔接转换;另一方面是立足于基层民主自治,通过法治、问责、便利化民主参与平台建设和公民教育等途径,致力于提高农村基层民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