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服务听障人士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日常工作过程中,经常会与群众进行交流,其中不乏听障人士,但是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很少有人精通手语。听障人士由于听力障碍,与民警沟通不畅,会耗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会造成误解。本文通过对公安机关和听障人士的调查访问进行分析,得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关于改进公安机关服务听障人士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古代对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规制

中国古代将官员的行政不作为列入渎职罪的重要内容,对其实施严格的法律规制。中国古代法律对官员的行政不作为有明确的定义,针对各种表现制订了一系列相应的规定,并以细密的"限期"制度使查处官员的不作为有明晰的依据,还将官员行政不作为列入考核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对官员行政不作为的法律规制在实践中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对今天的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仿行西法到参照传统:北洋时期“行政兼理司法制度”的现实依归

北洋时期的行政兼理司法制度,是在人才缺乏、财力不足以及新式法院难以融入基层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折衷式的司法体制。该制度先后经历了审检所制度、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县司法公署制度的演变。行政兼理司法制度既包含了西方近代司法专业化的部分内容,又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司法审判方式;尽管该制度在实践中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但在削弱行政权对司法权的控制上,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美国极右翼恐怖主义中的宗教极端思想研究

当前,极右翼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造成了重大的安全威胁。尽管大多数极右翼恐怖活动所表达的诉求是世俗的,但利用宗教的说辞和比喻来为暴力行为提供动机和道德辩护的案例并不在少数,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基督身份运动"为代表的基督教宗教极端主义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极右翼恐怖主义活动的高潮。作为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政府主义等极右翼意识形态通过宗教话语体系阐述其极端主义理念的核心内容,"基督身份运动"以虚构的信仰逻辑前提、原教旨主义的解经、唯心的人种起源观点和对政治阴谋论的鼓吹构成了极具保守型、煽动性、排他性的极端信仰体系,为大量极右翼组织和个人提供了实施恐怖活动的思想动能。

公安院校在海外利益保护中的价值研究——以智利、阿根廷为样本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在智利、阿根廷的基建项目、投资并购陆续落地,华人华侨在两国的经济活动也持续增加,然而两国社会治安不靖对我国的海外利益带来重大风险。公安机关肩负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通过密织国际执法合作网络、派驻警务联络官等手段,对侵害我国海外利益犯罪活动形成有效震慑;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机关的重要智库和对外交流窗口,应主动强化服务公安中心工作的责任担当,通过自身的资源和平台充分参与到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论中国宋代的“诡名子户”现象及其法律应对——兼论我国目前的“一人多户口”现象

宋代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诡名子户"现象,即一些民户将产业和人丁化整为零,诡立好几个或虚或实的户头,借以逃避税役。这一现象在唐代初成雏形,在宋代成泛滥之势并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以及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宋朝政府为此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表现方式,颁布不同法令以期减少这一现象发生的恶劣程度。该文主要揭示宋代的这一现象及其朝廷的法律应对;同时以此引发对目前我国"一人多户口"现象如何扼制提供一点历史启示。

新时代成建制警务留学生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警察学院为例

浙江警察学院是全国首家接受成建制警务留学生的公安高等院校。任务下达以来,通过采取统一认识、强化领导,趋同管理、固化制度,因情施策、深化管理,涵养资源、优化服务等措施,扎实推进成建制警务留学生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面向新时代,为了克服成建制留学生工作中存在的学生适应能力偏弱、学习动力不强、教学质量有待提升、留学体验不深和校友机制等问题,建议从五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转变理念、协同推进;二是把好入口、提高标准;三是管好教学、提升质量;四是严格管理、严肃纪律;五是多管齐下、谋划长远。

后“伊斯兰国”时期人员密集型场所反恐策略研究——以澳大利亚为例

进入后“伊斯兰国”时期,形散而魂不散的“伊斯兰国”以虚拟的姿态,更具扩张性地传播其极端思想。受其煽动,思想极端化、行为暴力化的本土“独狼”恐怖分子,连同回流的“圣战”分子对各国的人员密集型场所均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在情报预警对此类缺乏预谋、去中心化、小规模的恐袭难以监测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制定了一套人员密集型场所的反恐策略来指导人员、调动民间反恐潜力,对加强和改善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有借鉴意义。

莫桑比克恐怖主义问题研究

莫桑比克德尔加杜角省的恐怖主义是当前国际安全领域的热点议题,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新旧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外部宗教极端势力和内部叛乱势力的共同推动下,引爆了当地社会长期积累的怨恨情绪,形成了意图推翻世俗政府,建立伊斯兰统治的强大社会力量,德尔加杜角省由此成为全球“圣战”运动的一条新战线。夹带着大量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持续近6年的武装冲突不仅暴露了莫桑比克安全力量的脆弱性,还严重影响了莫桑比克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滞缓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周边国家与其他利益相关国纷纷介入冲突,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圣战”思想和恐怖主义风险外溢的担忧。长期来看,莫桑比克恐怖主义问题暂时难以彻底根除,其维持低烈度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更大。

从诋毁到赞誉:北洋司法官在司法变革中的蜕变

北洋政府延续南京临时政府对清末修律的继承,进行更为全面的司法变革。此场变革中,司法官作用举足轻重,政府相继出台《司法官考试令》、《司法官考绩规则》、《司法官惩戒法》等系列法律,对司法官的选任制度、考绩制度和惩戒制度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改革。这些改革虽然存在局限和缺陷,但其结果是极大地提升了司法官的责任,初步建立了一支专业、独立以及具有司法权威的司法官队伍。

从“道不拾遗”到“道可拾遗”看中国古代私权的发展

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拾遗"的规制,经历了由"道不拾遗"到"道可拾遗"的发展和蜕变。先秦儒家因崇义尚德而力主"道不拾遗",法家因崇尚重刑而强行"道不拾遗",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拾遗"的基本立场和传统措施是加于明令禁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律也缓慢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战国至唐宋,法律一贯奉行"道不拾遗",而在明清,法律已明确蜕变为"道可拾遗"。"道可拾遗"取代"道不拾遗"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私权观念和私权制度的发展和进步,也说明法律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