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帽子企业的救赎

一个“红帽子”企业在改制过程中与挂靠单位发生了产权纠纷。出资人坚持谁出资，谁拥有产权，而挂靠单位却认为自己不拥有产权就意味着国资的流失。

“潘石屹案”的标本意义

虽然是老朋友，曾经的合作伙伴，但是姚军等人还是将潘石屹告上法庭，理由是，作为大股东的潘石屹，侵害了公司的合法财产，并为此要求潘石屹给予1．05亿元的赔偿。“潘石屹案”的正式受理，标志着中国股东代表诉讼机制的启动。这意味着在与大股东的博弈中，中小股东有了约束大股东的法宝。但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诉讼成本、法官自由裁量权等困境依旧成为中小股东维权的“拦路虎”。我国法律虽然笼统地规定了股东诉权，但并没有真正赋予股东对董事会的直接诉权，更毋论股东对董事的直接民事求偿权。这正是股东代表诉讼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因此，有专家建言，新修改的《公司法》应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纳入重点。

银政合作:利益主体的“无间道”——专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邱海洋博士

“桐乡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凸显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的利益博弈，《法人》关注“桐乡现象”的目的不只是现象的本身．更在于揭示“银企合怍”背后所隐藏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探究良性“银企合作”的未来趋势。

兴安证券重组诉讼难了

政府行政手段干预下成立的兴安证券的重组协议遭遇到原股东寰岛雄鹰的质疑:涉及到齐齐哈尔证券的解散和对公司资产的处置,并没有得到股东会和董事会批准.这种由政府机关主导下的签名和资产处置,是否有效?

葛洲坝集团“鲸吞”民企调查

金利源公司在1997年与挂靠单位葛洲坝集团财务部作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界定,明确主办单位不拥有公司的任何股权及其相应的所有者权益,金利源公司的投资为其它投资者投入。但葛洲坝集团财务部却以非常规手段接管了实为民营企业的金利源公司,将公司原投资者清除出去,并将金利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正是这个变更,使产权十分明晰的私人企业金利源公司落入葛洲坝集团之手。

“钟馗”缺位

为何在金融系统会频繁出现“内鬼”?为什么那么多“外贼内鬼”相互勾结犯罪时那么隐蔽,难以发现,或发现后难以治罪?

京城第一烂尾楼调查

本来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控制了公司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使2亿元国有资产流入他人之手。

国企改革的河北路径

如何在国企改革中更好地防止国资流失，厘清产权关系，妥善安置职工，完善法人制度?河北省的经验是让律师充分参与其中。

顺驰:上市之忧

德隆系崩溃了。赵新先下台了，原因都只有一个：资金链断裂!被媒体热炒的天津顺驰集团(以下简称顺驰)是否也会遭遇此“滑铁卢”?除了园疯狂圈地而带来的资金链问翘．还有一些迹象令我们对顺驰的未来表示出担忧：靠违法降低成本。

唐山宏达公司的“替身交易”

宏达公司一些股东曾为维护自己的股权利益召开股东座谈会,认为蔡玉林和“黑金大鳄”国洪起在一系列重大交易中大量使用了“替身交易”.

中创退市清算难题

中创公司漫长的退市清算表明,金融机构退市远比想象中来得艰难,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

大棒下的地产联盟

8月份的最后一天“31日”被画了一个大大的红圈。“31日”对于陈伟来说，也许将是一个噩梦的开始，但或许也是一次机会的来临。陈伟是京城某小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戴斯玛克案”的标杆性意义

“戴斯玛克案”的意义在于,钢铁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再生活在真空里.以其影响力。

深圳“金豪花园”产权纠纷调查

“金豪花园”项目的合作者之一银豪公司突然发现属于自己的那份产权莫名其妙的被法院判给了第三方公司。经过调查,银豪公司认为,此举是在法院的帮助下。

破解股东代表诉讼困境

股东代表诉讼制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有效途径，而这种诉讼制度一旦完善，还将有效制约公司高管的不当行为。

一家新疆钢企在调控下的生存之道

和许多地处沿海的同行一样,新疆奎屯的新疆天基钢铁有限公司也成了此次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由此而来的疑问是:对于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地区,国家宏观调控是否应该一刀切?

不被承认的产权界定

虽然产权界定明确主办单位不拥有金利源公司的任何股权及其相应的所有者权益，但是其法律效力却没能约束葛洲坝集团财务部的“变脸”。

富昌地产诉讼七年之痛

明知是违法的调解协议却给予法律上的确认;对善意第三人的股权“执行回转”;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监督置若罔闻——一宗简单的债务案件却无端祸及多家案外单位。

农信社改革的吉林版本

在8个农信社改革试点省份中,吉林农信社的资本充足率是最低的。

银兰高铁拉近西北两大都市圈

2022年底,银兰高铁中(卫)兰(州)段建成通车仪式在兰州、北京和兰州新区秦王川站同时举行。它的通车,结束了甘肃宁夏两省份省会之间不通高铁的历史。作为“京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银兰高铁属于《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