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儒家知识分子

"道义担当精神"这一共同特质使西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和儒家士大夫可以联系起来考察。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士志于道,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不断批判、抗议现实的政治权威,缓和了君主与人民的对立和冲突,对传统政治结构起到了稳定作用,形成中国的开明专制。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表现为这两种政治主体的协调和冲突的循环。

台湾高中传统文化教育述论——以《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为例

台湾高中阶段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四书",对应的教材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教材》。"四书"教育一向被视为台湾国文与国学教育成功的典范,它对战后台湾民众的文明教养、国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重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发展过程的回顾,比较其经典版本,并从教材结构、诠释标准及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等三个方面,讨论《四书道贯》本《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存在的问题,进而检讨李扁时期以来台湾传统文化教育的乱象。

胡秋原与《中华杂志》

胡秋原及其创办的《中华杂志》,提倡人格、民族、学问三大尊严,力主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主张由学术来探讨中国的前途问题,将促统一、反分裂的政治诉求建立在深厚的学理基础之上。《中华杂志》不仅系统地研究民族主义思想,全面地批判皇民化谬论及全盘西化论,堪称台湾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而且也是最早从理论上对"台独"做出深刻剖析的学术刊物。

孔子“为己之学”中的主体性原则

一、引言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他主张'为己之学',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此处的己,即个人人格之谓,而完全的人格即是仁。~①与'为己之学'相对的是'为人之学',其目的则是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学问,而与自己的人格完善不相干,学习并不是出于完善自己人格的内在要求。'为己之学'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读书人的最终关怀。《论语》以《学而》开篇,《学而》首句为'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②孔子所说的'学习'不仅是一种知性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活动。

胡秋原历史哲学述论

引言:胡秋原历史哲学的三期发展黄陂胡秋原(1910-2004),是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纵观胡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他的历史哲学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1931年《唯物史观艺术论》及《中国社会—文化史草书》以来为先超越期;1935年及《历史哲学概论》以后为超越前期;1953年写成《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完成'理论历史学'之格架,自此以后为超越后期。[1]就理论历史学的整体架构而言,哲学人类学是其基础.

从游之义下的熊十力学派

引言现代新儒学大师虽不是教育专家,但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们主要以书院为依托,弘扬本有的道德心性之学,重振传统书院制度下养成德性、成就人格的儒家式教育,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一浮创办的复性书院、梁漱溟创办的勉仁书院、张君劢创办的学海书院及民族文化书院等。熊十力是勉仁书院主要的参与者,抗战期间牟宗三跟随熊先生多年,唐君毅、徐复观也曾从游于熊先生,深受他的启发。唐、牟、徐同为第二代现代新儒学重镇,他们承续儒家传统的生命精神,以重建儒学道统为己任。

儒家视野下政治正当性的三种进路

引言政治正当性是现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果我们以之为视角,来解读儒家有关'德'与'位'之间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的意义及其现代价值。从源头上讲,'德'与'位'都以'天'为超越的根据。政治上的'位'是'天'为人设置的;内在于人的'德'也是以天为价值源头的。

“中国哲学”的复归——评郭齐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

中国哲学智慧源远流长,但现在我们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因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是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哲学”学科已有了完整的学科建制与学术范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其开山之作;之后,牟宗三自1950年代开始,以康德哲学为枢纽沟通中西哲学,撰写的《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书,虽是即哲学史而讲哲学的,但也属于广义的“中国哲学史”论著,这一类型还包括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系列。

现代儒学发展的分期及其判准

关于儒学的历史发展,孟子首倡儒学统绪,韩非有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之说,韩愈重提儒学传授谱系,至宋儒'道统说'正式确立。钱穆、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郭齐勇等均提出了自己的道统论或分期法。在各家儒学传承谱系划分的背后,实有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作支撑。钱穆与郭齐勇的划分着眼于儒学发展的多元历史样态。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均主儒学三期发展说,其判准当以对良知呈现的肯认,但又有所不同:牟氏仍立足于一元的儒家价值,杜、刘不再有强烈的护教意识,均强调儒学只是现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元。牟宗三接续熊十力良知呈现说,依智的直觉,最终证成儒家道德的形上学。

孙中山系统思维与建设哲学的新探讨--评黄明同教授新著二种

黄明同教授从事孙中山思想研究多年，已有论著多种，面对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她没有止步不前，而是另辟蹊径．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紧扣“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脉搏，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并梳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阐发其当代价值，以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用。

宽裕温柔足以有容——郭齐勇教授谈开放的儒学观

谢远笋:您在武大读书、教书的时间超过40年,在您看来,武大哲学系有怎样的学术传统,您觉得从您的三位老师,到您这一辈,在学术上有哪些传承,有什么脉络可寻?郭齐勇:武大哲学系的历史可追溯到1922年设立的教育哲学系,当时还是武大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将近百年的历史当中,武大的哲学学科形成了很好的学术传统。

圆教形态下的道德情感问题

康德哲学中存在道德动力不足、道德责任两头落空的问题,牟宗三提出本体论的觉情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李明辉接续牟宗三的思路,援引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思想,对本体论觉情做了诠释。但是,基于牟宗三提出的圆教模型,李明辉之论尚是权说,仍属别教形态。照此逻辑,牟宗三提出的无情之情才是道德情感问题的最终解决途径,不过新的问题又继之而来,因为圆教形态下的无情之情并非感性形态,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不失为走出这一理论困境的有效途径。

知所足,知所不足——郭齐勇教授《返本开新》读后

得益于善用数字媒体查阅新书的习惯,笔者得以很快获知郭齐勇教授学术自传《返本开新》一书出版的消息。尽管之前已读过书稿部分内容的电子版,但笔者仍对纸质版《返本开新》满怀期待。在岳麓书社刘文兄(他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之一)的鼎力相助下。

观澜索源,鉴往知来——冯天瑜先生《中国文化生成史》读后

冯天瑜先生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学与中国文化史学科的创建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他就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外文化互动等论题进行考究,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近代转换的自身资源和内在动力,注重探讨中西文化互动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并注目于从概念的古今转换、中外对接中考察文化近代转型,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中国文化史断想》《中华文化史》(合著)《中华元典精神》

体用范式下的圆善问题

圆善包括幸福和德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二者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基于人的有限性,康德引出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两个“设准”来解决圆善问题。牟宗三主张人虽有限但可无限,无限智心呈现时,无执的存有论便可成立,在此领域物随心转,德福自可达成一致。但是,在本体界是即体即用的经用,其中实无幸福可言。德福一致的问题真正存在于现象界,此是权用,这为牟宗三所忽视。由此可接上其外王学,经过悬置道德的科学与民主,实现从外王到内圣的转变,这也体现为从权用到经用、从权教到圆教的开权显实的过程,即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此进程中渐顿互用、经权互用,最终达到即入世间即出世间的圆实之境。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意涵及与康德、黑格尔的相关性

本文分疏了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的康德与黑格尔哲学资源,剖析其两层存有论的内在矛盾及其缺失。牟氏在证成现代民族国家时,预设了康德式两层存有论的义理架构,在论证方式上则引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牟宗三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建立两层存有论,但他认为现象只具有认知的意义,人的德行与法权并不在其中,使二者暗而不彰。顺着康德的理路,牟宗三哲学中法权与德行两个方面的缺失都可以得到补足。

学以为己

“学以为己”是指教育或学习的目的是追求个人道德生命的完美，它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理念。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之学”，是说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自身的修养，成就自己的人格，学习是出于自己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