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广播周报》的史料价值

随着广播的出现和现代出版观念的确立,民国时期出版了一批广播类期刊,《广播周报》是其中代表,它从1934年到1948年,抗战艰难时期曾一度停办,共出版312期,并有完整资料得以保存。广播传播“过耳不留”的特点,给广播史研究带来很大的困扰,而其上面记载下来的文字资料,人们可从广播的媒介、传者、听众,功效和国外广播发展介绍等方面分类去研究,把握当时人们对广播的认识及其发展的脉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广播周报》所提供的珍贵史料,值得认真挖掘整理,以丰富广播史的研究内容,赓续中华优秀文化。

新闻传播(文科)实验教学特点与价值的思考

现代科技广泛运用于社会各领域,高等教育的思想、观念、手段、方式及人才培养模式等相应产生一系列的变革,越来越 多的实验课程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开展。本文探讨了新闻传播实验教学的历程与现状,重点分析了其在实验过程、课程体系、实验评价等 方面的特点,阐述了新闻传播(文科)实验在人才培养、社会效应及学科建设方面的价值。

大数据时代网络媒体经营对策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网络媒体经营开拓蓝海,也带来新的契机与挑战。文章提出了大数据冲击下网络媒体的经营对策:创造大数据生态系统带动产业链,作好客户关系管理来进行社交媒体营销,完善基于LBS及二维码的O2O,把握好垂直的行业渗透。

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文学与传播媒介之间相互作用 ,构成了当代文学时空关系场。其间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 ,着重分析了印刷、电子、网络三种媒介的传播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新媒介的出现既给文学带来冲击 ,又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

当代文学的传播学视角观照

知识经济时代大众传播已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文学与传播媒介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文学时空关系场。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一种新的文学关系“作家（文本生产者）──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者）”，为我们考察当代文学提供了具有操作意义的理论方法。本文据此分析了当代文学中的商品属性、多元化、多样性、娱乐性和平民化等四个方面的热点问题。媒介的非理性也给文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经过磨合，文学将进一步向前推进。

民国时期的广播认知

广播是20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它出现不久便被引进到中国来,并在传播观念和传播实践上产生了种种影响。从广播是什么、做什么、怎样做出发,具体对应着本体方面的科学技术和有声语言传播;节目方面的宣传、教育、新闻、娱乐;管理方面等问题,分析了民国时期(1920-1949)国人的对广播认知,认为其表现特点有应用性强、专业化程度高、领域广泛等,对今天的广播电视学术探讨不无启示。

试析广播电视学科体系的架构

随着广播电视研究的日趋丰富,其学科建设也备受关注,广播电视学经历了从新闻学下属的一个分支,走向了独立发展的学科之路。广播电视学体现出典型的综合学科的特点,其中的层次、内容关系复杂,对学科体系分类梳理构成了一定的难度。本文在对该领域已有研究的分析基础上,提出"两大领域、三大模块"的架构,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既把握学科体系的逻辑性,又保持学科必要的张力。

广播电视学科研究演变的三种范式

研究"范式"含有科学共同体和共有的范例两个要素,范式的演变不仅表现为流程递进,也构成互文关系。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考察,广播电视研究可以概括本位式、工作式、学科式三种研究取向。广播电视的早期研究多为有科技背景的人士对媒介知识的普及性介绍;改革开发之前,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机构的一个部门,其研究主要围绕日常工作展开;随着现代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广播电视媒介的多重属性得到确认,学科地位得到提升。

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从社会环境变迁所构成的不同学术研究语境出发,考察20世纪以来新闻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具体可分为启蒙与确立时期、宣传与斗争工具时期、反思与自觉时期、多元与繁荣时期等四个时期。通过其中转换的历史背景与新闻观念、研究方法、表现形态之间的关系和特点,可以探寻出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若干理路。

广播电视研究与历史观念的建立

英国历史学者巴勒克拉夫认为：“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间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会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所以，从“时间元”的概念出发，要克服上述弊端，在广播电视研究中建立起相应的历史意识，无疑是提升广播电视学术底蕴的正途，其价值在于：

广播学科史的重写:民国框架下的研究初探

1923年中国开始出现广播,至20世纪上半叶,广播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相关的广播史研究也有了一定的积累。现行研究体例基本采用革命史分期,主要以政治话语方式展开,而广播史的专业性、系统性等方面明显不足,故研究的深化和突破,需要有研究视角的调整。中国现代史的考察,这段历史为民国时期,民国不仅是时间的概念,也有实体所指,提出"民国框架"概念,作为考察广播发展史的路径和关节点,可发现和了解更多在以往体例下被遮蔽的内容,有利于中国广播史资料的全面整理和客观评价,进而实现广播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准。

新闻成学的现代学术史语境分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大意》、《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报学史》等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经典专著陆续出版,标志着新闻成为一门学科时代的到来。置身这些文本产生的现代学术史语境,文章从西学东渐的背景影响、学术整理的氛围推展和研究环境的宽松变化等方面,分析其新闻研究样态及所以为学的历史成因。作为一种专业研究范式的出现,推动了新闻传播学发展,也为学科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1947年“中央广播电台”公司化改制探析

1928年,国民党创办了"中央广播电台",并渐成一定规模。抗战后期,有关方面考虑战后重建事宜,拟实行宪政,着手改造宣传体制和党营媒体,并以企业化为归依。在中央广播电台改制过程中,国民党及广播界元老陈果夫反复强调广播的宣传利器功能,主张采用特种公司形式,由党部切实主导掌控,期间多方洽谈、呈请,展开博弈。1946年12月,"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布,1947年1月,公司宣告成立。鉴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环境状况,广播公司并未具体运作,但其公司化的动因、架构及影响等值得研究。

浅谈广播电视现场报道的提问技巧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其新闻报道形式逐步摆脱报刊文字报道的影响,开始充分体现出电子媒介的特点.广播电视工作者深入现场,拿起话筒,面对镜头,进行采访活动,并及时地给予报道.这些报道现场感特别强烈.传播效果非常好.但是,对广播电视记者现场采访报道的活动特点,传播规律。

从散漫到有序——“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探析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指导推进及整理全国广播事业,于1936年2月特设置“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中央宣传部、交通部等多个部、会的有关人员共同组成,为民国时期管理广播事业的最高机构,陈果夫、吴保丰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该会成立后,承担民国时期有关广播发展规划、组织协调等大量事务性工作,抗战期间更是如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拟改造党营文化事业,成立了“中国广播公司”,该会于1946年9月,无形休会。

收听(视)率——追求数据扩张的窘境

随着市场化经营,媒介竞争日趋激烈。媒介之所以能作为产业,其盈利机制及运作模式在于广告的介入与润滑,而前提是媒介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文化产品的功能实现(即受众的使用程度)。受众是媒介传播的指向和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广播电视竞争就是围绕收听(视)

广播电视传播者与文字基本功

在传播实践活动中,广播、电视在展示其传播优势的同时,也暴露出其简单化、形式化、表面化的不足。不少报道是蜻蜒点水,浮光掠影式的,缺乏一定的深度和内涵,在当今时代已不能满足听众、观众的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其中原因之一是广播。

广播“夜话节目”的控制

广播电台的“夜话节目”大都是晚上10点钟以后开始。且时段较长,话题有一定的关注率和内涵容量,语境设计为近距离面对面的谈心。听众经过白天的忙碌渐渐安定下来,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打开收音机,彼此敞开心扉,倾听倾诉着,或一吐为快。

抗战时期彭乐善的《广播战》研究

广播超越时空的传播能力,在战争环境下有着神奇的表现。抗战时期,广播被国人视为陆海空武装力量之外的"第四战线",在激励士气、瓦解敌人、争取同情的宣传中表现卓越。而围绕广播战的探讨也成为广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彭乐善的《广播战》为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书中资料丰富、论述系统,对广播战实务操作和广播专业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