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与叙事转向

当前,学界主要从社会及其思潮的转变来探讨叙事转向的原因。这种社会诊断揭示了叙事转向的外部原因,能够充分说明叙事转向前后的"不同",但不能很好地说明转向前后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叙事理论内部对叙事转向进行探讨,以揭示转向前后的有机联系。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提供了这种观照视角,元语言符号学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转变反映了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元语言符号学局限于文本本身的意指关系,而含蓄意指符号学则指向文本之外的世界,其所指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两种符号学与叙事研究的两种方式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同时,罗兰·巴特关于两种元语言的论述不仅包容了社会诊断,而且给叙事研究带来了多方面的启示。

“非男非女”:间性文化与感性复归

历史意识是认识当代审美文化的一把钥匙。"非男非女"作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文化内涵和价值向度应当在其历史流变的文化语境中寻找。运用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理论分析,"非男非女"的符号三角所反映的深层结构是文化与自然的对立。"非男非女"既是愿望,又是行动,因此,它本身构成了叙事:用行动诉说了一个关于人类自身的性别故事。根据格雷马斯对叙事种类的划分,男女对立对应于"接受现有秩序的叙事","非男非女"则对应于"拒绝现有秩序的叙事"。"非男非女"是对既定"契约"的撕毁,是对不完美现实的拯救,其意义在于对两性对立的文化/理性暴政加以调解,并表达了回归自然/感性世界的渴望。"非男非女"是当代间性文化的代表,理性与感性的冲突将在间性文化中得以调解。

赛博空间、鲍德里亚和后现代主义文学

对赛博空间、鲍德里亚的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了共时的比较研究,认为赛博空间的出现把后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所描绘的世界进一步现实化了,在可比性的基点上,探讨了鲍德里亚哲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与赛博空间之间的相似性。

论中国古典“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

中西"叙事"的原初内涵根植于各自文化的源头之中,文化基因的异质性使中西叙事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比较而言,西方叙事重"故事",中国叙事重"历史";西方叙事侧重于"叙",中国叙事更加强调"事"(即"史");西方叙事侧重于时间性,而中国叙事侧重于空间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西"叙事"概念走向了互渗融合,并为"叙事"增添了新的内涵:形式与文化互渗、叙事媒介泛化、叙事对象泛化等。这些新内涵其实已经先在地包含在中国"叙事"概念的原初内涵之中,显示了中国"叙事"概念的当代兼容性,也表明在当代背景下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述行与叙事:巴特勒的又一副面孔

朱迪斯·巴特勒具有多副面孔,但作为叙事学家的身份一直没有被学界重视。巴特勒的叙事思想与其述行思想相伴而生,而且对其身体、性别、生命,以及主体、社会、政治等哲学表述具有统领作用。述行是一种言语行为,通过对规范、律法、权力等的征引而达成目的。巴特勒对叙事的界定与其对述行的界定有明显的一致性。巴特勒不仅揭示了述行假借叙事将自身合理化的诡计,而且,她关于述行可能面临失败的论述,开辟一个颠覆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反抗的可能性。

经典“叙事”概念:外延、内涵及其超越

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是认识经典"叙事"概念的重要理论资源。由于不同叙事学家"聚焦"的不同,他们对"叙事"内涵的界定也显示出差别。概括起来,经典叙事学家对"叙事"内涵的界定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从外部确定"叙事"的边界,可以将其称为外延定义。这种外部界定主要通过探讨"叙事"与其他表现方式的不同,进而界定何为"叙事";其二,以"叙事"的内部构成要素确定其内涵,故将其称为内涵定义。这种内部界定主要着眼于故事以及讲述故事的方式来界定"叙事"的内涵。不同叙事学家因理论视界的差异又有二分法与三分法两种不同看法;其三,试图给出一个透明性的综合定义,以概括"叙事"的全面内涵。这种定义方式主要体现在经典叙事学的后期研究中,并显示出向后经典叙事研究转变的痕迹。

身体的物质性与权力话语的述行性——评朱迪斯·巴特勒对身体述行叙事策略的揭示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身体的物质性是话语叙述的结果,包含了权力话语的述行目的。对身体起源的追述是身体述行的叙事策略,暗含一个"寻找/隐藏"模式:通过寻找一个时间上"在先"的身体,编造一个"起源故事",赋予身体坚不可摧的"物质性",同时,通过对叙述者的隐藏,切断身体与语言的关联,使身体呈现出"自然性"。"寻找"是为了"隐藏",而"隐藏"又有效地遮蔽了"寻找"的意图。颠覆身体述行的叙事策略需要将身体"再语境化",从而使对身体的再表述成为可能。

祛魅与启蒙——对后现代主义文学叙事价值的一种思考

世界因"魅"而"蒙",有"祛"才"启"。祛魅与启蒙具有内在的价值统一性,祛魅是为了启蒙。祛魅会带来附魅,附魅后的世界又需要新的启蒙。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价值观的祛魅,因此其思想策略具启蒙性质。文学的祛魅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故其文学叙事也具启蒙的性质,是后现代启蒙的积极参与者和构建者。

言语行为理论与建构主义文学研究

国内学界关于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论争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概念的分歧。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在这场论争中却几乎没有被提及。文学是一种言语行为,文学事实是一种制度性事实。从言语行为理论来看,建构主义不是笼统地反本质主义,而是反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文学建构只能是语言的建构,而且只能是一种规约性建构。作为一种资源、一个视角,言语行为理论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开放性、语境性和主体间性。

叙事述行:从文本到读者——兼论语言学转向与历史转向的内在逻辑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探讨叙事述行性提供了理论基础。文本话语的述行性为故事规则和话语规则所制约,局限于文本之内,而读者阅读的述行性则发生在文本之外,从而走向了历史。但读者阅读的述行性仍然以文本话语为基础,因此,叙事转向并没有离开语言。叙事转向与20世纪批评理论的整体转向具有一致性,从"语言学转向"到"历史转向"实质上是语言研究内部的焦点转移。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雅各布森的言语交流理论和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都说明了20世纪理论转向的内在逻辑。

“object”的符号学结构与“物体系”——兼论鲍德里亚对符号学美学的发展

object本身的三重意义结构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有对应关系,而The system of objects(《物体系》)正是用object这一符号的多重含义构建了object(物)的system(体系)。或者说,object本身的体系正是《物体系》的体系。object在此获得一种隐喻性内涵:《物体系》是"物"的自主性叙事。这种形式上的结论在鲍德里亚的主题内容中得到印证,鲍德里亚通过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消费社会"物"的神话。从另一方面,上述结论也表明鲍德里亚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扩展到整个"物"的世界。消费社会中"人/物"关系将使符号学美学获得一种新的价值生长点。

拯救:文化批评的阿基米德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

文章以理查德·沃林教授的《文化批评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阐述了三大流派的理论中潜在的乌托邦拯救意识。理性形而上学在现代到后现代的语境转换中的不同境遇构成了三大流派对拯救意识的不同表达。把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构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时,拯救成了他们作为文化批评理论的阿基米德点。

含蓄意指符号学与后经典叙事研究

后经典叙事学有三个基本研究向度:叙事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叙事走向了读者的阐释;叙事本身成为意识形态。叙事转向与罗兰.巴特符号学体系具有一种对应关系。元语言符号学到含蓄意指符号学的转变反映了叙事转向的内在逻辑。含蓄意指符号学为理解后经典叙事学的三个向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两种符号学和叙事转向的共同父亲则是索绪尔的语言学。

从马克思人的学说解读文学叙事的三重纬度——能动、受动、解放

马克思人的学说表明人的生存状态有三重纬度:能动的纬度、受动的纬度和解放的纬度。文学叙事是关于“人”的叙事,因此也存在这样三重纬度。作者、读者和价值构成文学叙事活动稳定的三角,舍其一角,则为片面。马克思人的学说对新叙事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论精神冲突中诗人的处境

西方二维的精神空间是西方诗人荒诞感产生的精神根源,而中国一维的精神构成则产生了逍遥的精神意向。“复调”是“二维”的表现,“独白”是“一维”的结果。逍遥实则是一种圆滑的处世方式,是对“独白”的回避。中国一代诗人的失踪或失语,既是中国精神结构的结果,也可看到政治权力对诗人精神处境的巨大作用。

消费社会的审美空间及文学境况

消费主义不仅带来了生活观念的改变,而且重构了我们的审美空间。消费社会的审美空间呈现出商业化、公共化、欲望化、平面化的特征。消费的审美空间不仅"摧毁"了传统的审美观念,也"耗尽"了审美价值赖以生长的基础。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审美创造主客体的双重祛魅:作家祛魅和作品祛魅。审美一旦失去了价值关怀和意义追问,就不仅仅意味着时代的贫乏,更意味着"人"的贫乏。因此,在消费时代也应该保留一份审美的崇高。

“自反性现代化”与文学批评理论的“自反性”

贝克"自反性现代化"指现代化的自我对抗、自我改变、自我危害和自我终结,"自反性"不同于"反思性"。它是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也具有"自反性",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存在”的“镜像”:论《老人与海》中马林鱼的悲剧意蕴

《老人与海》中的马林鱼是一个具有独特悲剧意蕴的文学形象。它的独特性首先就在于它是作为老人桑提亚哥自我的镜像而存在的,老人追逐马林鱼的过程就是他自我寻求、自我认同的过程。其次还在于马林鱼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马林鱼骨架所透露的存在的荒谬感与虚无意识。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自我是自欺的自我,因此,马林鱼作为一个"他者"对老人的自我建构产生了悲剧性影响。存在主义哲学表明,世界上的一切存在都是荒谬的存在,这是既定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外在于荒谬。老人的这种求而不得、罢而不能,让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悲剧底蕴。马林鱼是"存在"的"镜像"。

艺术转向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发生与艺术自身的发展演变有关。康德以来的"现代性"艺术观念带来了艺术与生活原初联系的断裂,造成现代艺术的困境,使艺术产生了转向。黑格尔和丹托的"艺术终结论"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层面揭示了艺术走出困境从而转向、再生的可能。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艺术转向的途径和表现。

“教学”与“创作”:燕卜荪在中国的教学传播轨迹及影响

"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多次来到中国进行中西文化沟通,通过教学与创作的方式,直接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燕卜荪的文学批评思想,在诗歌理论上促使"新诗现代化"与中国现代解诗法的形成,在诗歌创作中营构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实现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