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艾滋病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2007—2013年百色市终止抗病毒治疗的201例艾滋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寿命表法估计生存率，Kaplan—Meier绘制生存曲线，COX回归比例风险模型进行生存时间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男女比例为2．65：1。平均年龄（43．35±14．05）岁，以壮族、初中以下文化、农民及农民工、已婚／同居为主，感染途径主要为异性性途径传播。艾滋病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后第12、24、36个月的累积生存率为0．77、0．64、0．52。患者终止抗病毒治疗前最近一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100个／mm^3组（A组）、100～200个／mm^3组（B组）和〉200个／mm^3组（C组）的组间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和B组患者相对于C组患者的死亡危险度分别为4．587（95％CI：2．389～8．809）和2．501（95％CI：1．308～4．784）。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性别、治疗终止时是否有治疗药物毒副作用、终止治疗前最近一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与生存时间存在统计学关联，其中男性相对于女性的死亡危险度为2．846（95％CI：1．257～6．443）．患者终止治疗时出现治疗药物毒副作用的死亡危险度为2．765（95％CI：1．446～5．285）。结论：终止抗病毒治疗降低了艾滋病患者的生存时间，应加强抗病毒治疗患者的依从性教育及依从性支持服务，及时处置抗病毒治疗不良反应，减少停药及治疗失访的发生，对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有重要意义。

符合治疗而未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生存分析

目的了解符合治疗标准而未抗病毒治疗艾滋病患者的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回顾性队列研究,选择2005—2013年百色市符合抗病毒治疗标准而未治疗的393例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分析,以寿命表法估计生存率,Kaplan-Meier绘制生存曲线,Cox比例风险回归进行生存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符合治疗标准而未抗病毒治疗艾滋病患者男女比例为2.60:1,平均年龄(45.8±16.6)岁,以已婚/同居、壮族、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WHO临床分期Ⅰ期和异性性途径感染者为主,CD_4^+T淋巴细胞计数平均值为(185±112)个/mm^3,艾滋病相关病死率为21.04/100人年,中位生存时间为78个月[95%CI(38.15,117.85)],12、24、36、48、60个月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3.00%、65.04%、60.73%、55.50%、49.16%。对患者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5岁和≥55岁患者艾滋病相关病死率分别为17.60/100人年和32.29/100人年,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78个月[95%CI(33.91,122.09)]和32个月[95%CI(16.95,47.05)],两者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30,P=0.028);CD_4^+T淋巴细胞计数≤100个/mm^3(A组)、101~200个/mm^3(B组)和201~350个/mm^3(C组)患者艾滋病相关病死率分别为92.62/100人年、30.64/100人年和5.98/100人年,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4个月[95%CI(1.31,6.69)]、24个月[95%CI(4.53,43.49)]和83个月,3组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1.903,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CD_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和WHO临床分期与生存时间存在统计学关联(P<0.05)。结论符合治疗标准而未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预后较差,发病率和病死率高,特别是年龄越高、CD_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越低或患越严重机会性感染性疾病和肿瘤患者,其生存时间越短。因此,及早发现艾滋病患者,加强随访监测,及时处置机会性感染性疾病,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对延长艾滋病患者的生存时间有重要意义。

桂西南农村地区安全套提供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桂西南地区农村安全套供应现状,为提高农村安全套的可及性提供依据。方法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在百色市12个县(区)抽取36乡镇和72个自然村中的计生服务站、私人诊所、药店、日用品小商店进行安全套供应情况调查。结果乡镇和自然村的计生服务站(点)安全套的提供率均最高,分别为94.29%、88.89%;其次是药店,分别为87.04%、62.50%;最低者为日用品小商店,分别为5.26%、0%;乡镇和自然村中同类场所间安全套提供率的差异无显著性。乡镇和自然村中计生服务站、私人诊所、药店、日用品小商店的安全套提供率的差异均有高度显著性(χ2=125.14,P<0.001;χ2=100.41,P<0.001),乡镇的计生服务站、药店有安全套提供者分别高于私人诊所、日用品小商店;而私人诊所有安全套提供者高于日用品小商店。自然村的计生服务站有安全套提供者分别高于私人诊所、日用品小商店;药店、私人诊所有安全套提供者高于日用品小商店。结论乡镇和自然村的各场所中有安全套提供者覆盖率有差别,农村居民从这些场所获得安全套的可及性不均衡,尤其是村级安全套供应网络极不健全。

百色市暗娼队列艾滋病新发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百色市暗娼(female sex workers,FSWs)人群的艾滋病新发感染情况,并探索该人群中影响艾滋病新发感染的因素,为百色市暗娼的艾滋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2016年起对百色市暗娼人群开展持续3年的队列研究,每年随访一次获取其行为学的情况,并进行血清学检测,分析包括入组后有过≥1次随访的基线HIV血清检测为阴性的暗娼,计算该人群HIV的新发感染密度,并建立HIV新发感染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纳入队列研究人群共703人,随访保持率为35.8%。队列人群以中年已婚、文化程度低的壮族女性为主,多数是在中低档服务场所,广泛接受过艾滋病干预服务。累计队列人群HIV的观察总人年数为1238.72人年,估计新发感染密度为1.13/100人年(95%CI:0.62~1.79/100人年)。最近一个月安全套的使用频率与暗娼人群的HIV感染有关,非每次使用者感染HIV的风险是每次使用者的17.172倍(95%CI:3.055~96.526)。结论百色市暗娼人群的HIV新发感染率高于一般社区人群,要继续加强暗娼防控工作,构建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安全套使用推广体系,以阻断暗娼这个桥梁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HIV的危险。

针对消化性溃疡病人实施优质护理临床效果评估

探讨消化性溃疡病人选择优质护理模式的临床价值。方法:筛选出本院在2020.01月-----2021.12之间接收的90例消化性溃疡病患,根据入院时间将其划分为2小组,即:常规组(n45例,常规护理方案)与研究组(n45例,优质护理方案);统计比较2组的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等变化情况。结果:研究组呕血、黑便缓解所用时间短于常规组,住院时间短于常规组(P<0.05)。对比2组的临床依从性、满意度等发现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优势;另外,研究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超过常规组,其对比差异明显(P<0.05),存在统计学优势。结论:在消化性溃疡患者选择优质护理干预模式期间,能够逐步改善生活品质、提升临床满意度,该护理模式具备较强的实践意义。

桂西南某市城区不同档次性服务妇女群体的行为调查

目的对城区内不同档次的性服务妇女群体的基本情况、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高危性行为和性病感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为对该群体进行行为干预和相关疾病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得到的数据使用SPSS 18.0进行相关统计分析。结果调查显示,高中低三个档次的性服务妇女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合格率分别为89.2%、87.7%、68.6%;"最近一个月与客人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中,每次都用、有时使用、从未使用的比例,高档次性服务妇女分别为96.4%、3.6%和0,中档分别为81.1%、18.1%和0.8%,低档分别为58.2%、41.1%和0.8%。高中低三档性服务妇女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阳性率分别为2.4%、6.2%、16.1%。结论三个不同档次性服务妇女群体内的社会因素差别造成三个群体在行为学结果出现明显差异,最终表现在三个群体的性病感染方面出现明显差别。

2010-2015年广西百色市暗娼HIV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广西百色市暗娼群体艾滋病流行趋势和感染危险因素,为疾病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利用2010-2015年国家哨点监测方案中的暗娼调查问卷收集连续性监测数据,其中暗娼档次为全新定义的社会学结构变量,用统计软件进行艾滋病流行趋势及感染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2010-2015年共完成调查2 127人,暗娼群体总艾滋病病毒（HIV）抗体阳性率为2.2%（46人）。高中低档FSW的阳性率分别为0.7%（2/278）、0.7%（8/1 120）和4.9%（36/729）。各年的阳性率分别为1.0%（4/402）、2.5%（10/401）、2.5%（10/400）、2.2%（9/412）、1.3%（3/240）、3.7%（10/272）,保持平稳（P=0.228）。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档次为危险因素,特别是低档次暗娼[调整比值比（aOR）=5.859,95%可信区间（CI）：1.384~24.799]和现症梅毒感染（aOR=2.642,95%CI：1.311~5.326）是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通过干预广西百色暗娼群体6年来艾滋病感染率保持平稳,应深入研究社会结构对暗娼感染艾滋病的影响,以提高低档暗娼预防干预效果,并加强现症梅毒的检测治疗,进一步降低该人群感染HIV的风险。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县域之间暗娼流动网络实证研究

目的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量化研究县域之间暗娼流动形成网络的特征和原因。方法通过采集的暗娼个人手机号码作为识别个体的依据,以县内的暗娼群体活动作为一个事件,县内暗娼提供的个人手机号作为参与事件的行动者,使用社会网络分析中整体网络分析方法,建立2-模网络。UCINET 6.216软件分别计算2-模网络的中心度;转化成1-模数据后采用核心边缘分析法中core/periphery计算核心边缘度,使用QAP法将暗娼流动网络分别与客运交通和地理邻接网络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UCINET 6.216软件自带NetDraw 2.084进行可视化。结果从社会学量化研究发现暗娼群体在各县之间流动,且11个县之间暗娼流动强度有差别,形成一个9个县为核心,F和K县2个县处于边缘位置的流动网络。暗娼群体的流动网络与客运网络相关系数0.386,P=0.002;与地理邻接网络相关系数0.500,P=0.000。结论研究发现暗娼群体在各县之间存在不同强度的流动,形成一个9个县为核心,2个县处于边缘位置的网络。县域之间暗娼群体流动目的性很强,流动受暗娼群体内部人为因素影响最大。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暗娼群体县域之间流动网络对群体内性传播疾病的影响。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男男性行为者参与互联网Q群活动的社会结构研究

目的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中隶属网络矩阵分析的方法,研究一个区域男男性行为者(MSM)通过互联网交友形成网络社区的社会结构特点。方法采用"线人"调查方式,2016年6月收集百色城区内MSM通过互联网参与的专用Q群和调查之日起3个月内有活动的QQ号,根据结果建立一个Q群与参与活动QQ号的隶属网络矩阵,运用社会网络学分析的整体分析方法,选择中心性的相对结点中心度和相对中间中心度两个定量分析指标,并使用UCINET 6.212软件分析整个MSM参与Q群活动的社会结构特点,使用NetDraw对隶属网络矩阵进行二部图的可视化处理。结果收集百色城区内MSM参与活动的18个Q群和群内4 980个QQ号,汇总后建立一个有18列事件和4 980个行动者的隶属网络矩阵。中心性分析QQ号的相对结点中心度和相对中间中心度中最低数量级行动者所占比例,分别为92.93%和97.65%;Q群中相对结点中心度和相对中间中心度排名前3位的Q群相同,结果分别为L群0.294和0.498、K群0.175和0.318、G群0.103和0.194。生成的二部图显示,18个Q群之间都有一定相同的QQ参与活动,整个网络Q群中L和K群、行动者的q4 980处于对网络信息传播的控制核心地位。结论研究显示,整个城区内MSM依托QQ交友软件,在网络上形成一个等级分化明显又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络组织结构,当地少数MSM和Q群处于整个网络核心地位,但大城市Q群对当地MSM群体的影响力仅次于当地Q群。可利用以上特点制定相应的公共卫生健康促进策略和方式。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社区静脉吸毒者交往社会结构实证研究

目的尝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社区静脉注射吸毒者(IDUs)交往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可行性和特点。方法采用提名法,收集2013年主动参加针具交换的IDUs和其帮助交换针具的其他吸毒人员名单,根据结果建立社区IDUs交往的无向矩阵数据库,选择社会网络分析(SNA)常用的分析指标,并使用UCINET 6.212软件分析社区IDUs的社会组织结构特点,使用NetDraw对矩阵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 2013年,共有69人参与针具交换活动,其中有65人提名其帮助交换针具的IDUs姓名,占94.20%(65/69)。参与调查的IDUs合计参与针具交换活动261次,累计提名410人,平均每次交换活动提名1.57人,公安在册和不在册IDUs平均每次提名1.59人和1.44人。结点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的最高两个数量级行动者占的比例分别为4.38%(14/320)、2.19%(7/320)和1.56%(5/320);整体网络密度为0.0077。成分分析显示,整个被调查群体分为三个独立群体,三个群体的行动者占整个群体比例为98.13%、1.25%和0.63%。派系分析显示,整个群体分为20个派系,派系之间存在共享成员的比例为85.00%。结论通过SNA调查方法和计算机软件,可以将日常收集的工作信息用于研究社区IDUs的交往网络。社区IDUs之间绝大部分存在相互关联,但IDUs之间交往程度低,整个网络受到少数人控制或影响。社区IDUs的交往网络与毒品流通有直接关系。可利用以上特点制定相应公共卫生干预策略、方式和提高干预效果。

百色市针具交换项目对吸毒人群获取针具和共针行为的影响

目的评估长期开展针具交换项目,对当地吸毒人群获取针具和共针行为的影响。方法在同一时间内,对项目县和非项目县两类地区,自述曾有注射吸毒行为的吸毒人员进行面对面调查,利用自制的调查表调查吸毒人员的基本情况、获得清洁针具的途径和行为(社会营销、专业医疗机构和吸毒者社会关系三个方面),并对自述最近一个月有注射吸毒的人员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共用针具情况进行调查,采用SPSS 18.0进行对比分析。结果项目县和非项目县吸毒人群主要清洁针具的来源渠道都为社会营销"药店/药房",分别为69.70%和100%;吸毒人群都有固定比例的人群到专业医疗机构寻求针具,其比例分别为14.96%和18.78%;项目县吸毒人员主动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针具交换点领取针具的比例高达57.77%,仅次于社会营销途径的来源;吸毒人群选择针具来源途径≥3个、2个和1个的比例,在项目县和非项目县分别为39.39%和6.60%、31.25%和26.90%、29.36%和66.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项目县自述最近一个月注射吸毒的人中,从未共用针具的占90.0%,有时共用占8.0%,每次其都共用占2.0%;而非项目县分别为39.76%,59.57%,1.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项目县和非项目县,最近一个月有注射吸毒行为的人员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88.86%和94.68%,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针具交换项目可使吸毒人群共用针具行为明显下降。在吸毒人群个人知识水平一致或相当时,共用针具频率与针具来源单一程度有关。对吸毒人群获取针具渠道行为和社会营销网络的调查,可进一步客观评估当地吸毒人群疾病控制的实际效果。

基于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的女性商业性行为者感染HIV危险因素研究

目的研究女性商业性行为者(FSW)群体内常见的流行病学变量之间关系,探索变量之中是否有潜在的影响因子,且影响因子与群体艾滋病病毒(HIV)感染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方法通过调查一个区域内在社区活动FSW个体社会人口学和经济学变量,应用因子分析法,并使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中对变量进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判定是否适于因子分析,如果适合因子分析的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进行最大方差旋转(varimax rotation),以特征根>1及方差累计贡献率大于50%作为入选公因子的标准,使用回归分析计算法计算公因子得分,并保存生成新的分析变量。将生成的新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使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根据KMO的值为0.617,Bartlett的观测值为2 316.141,相应的概率P=0.000,表明适合因子分析;从原始变量中提取2个公因子F1和F2,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F1公因子[调整比值比(aOR)=3.869,95%可信区间(CI):2.353~6.362]是感染HIV的危险性因素。结论 FSW个体社会人口学和经济学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F1公因子作为反映FSW群体内社会结构的变量与群体的HIV感染相关。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可将流行病学调查中常用分析变量转化为反映社会结构的变量,从而避免得出疾病感染风险的错误结论。

百色市女性性工作者HIV-1新发感染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百色市女性性工作者(FSW)I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新发感染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百色市2016-2019年国家哨点监测中的6304例FSW为研究对象,应用HIV⁃1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方法(LAg⁃Avidity EIA)对HIV⁃1抗体阳性的血清样本进行检测,判断新发感染,采用横断面研究HIV⁃1新发感染率计算公式(I=(R⁃FRR×P)/[(1⁃FRR)×(w/365)×N]×100%)计算HIV⁃1新发感染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1新发感染相关影响因素。结果6304例FSW平均年龄(35.41±8.09)岁,以在婚/同居、壮族、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HIV⁃1阳性率为1.57%(99/6304),其中2016-2019年分别为0.93%、1.57%、1.73%和2.21%,呈上升趋势(χ^(2)_(趋势)=7.485,P=0.006);HIV⁃1新发感染率为0.59/100人年(95%CI:0.310~0.956),其中2016-2019年分别为0.48/100人年、0.53/100人年、0.82/100人年和0.55/100人年,各年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77,P=0.9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二类场所环境工作(aOR=16.519,95%CI:1.994~136.822)是FSW HIV⁃1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近1个月与客人性行为时每次均使用安全套(aOR=0.237,95%CI:0.070~0.805)则为保护因素。结论FSW仍是HIV⁃1感染的高风险人群,特别是在二类场所环境工作的FSW,提高该人群健康危害意识和健康行为能力,对遏制HIV⁃1感染及传播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