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转型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以“规模-技术”的减排效应为传导路径,运用GS2SLS和逐步回归法,探析“新基建”与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新基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排放,且信息、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2)信息基础设施完全通过工业规模扩张和工业技术进步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3)融合和创新基础设施不仅通过工业技术进步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还能直接抑制工业污染排放,不过工业技术进步效应对直接减排效应具有减速作用。基于此,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新旧基建融合创新等建议。

重庆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进及其收敛性研究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本底,为了探究重庆市产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ML指数法测算2012—2019年重庆市区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探讨其时空演进趋势和收敛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GTFP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早期的低水平集聚转变为中高水平离散趋势,区际差距先缩小后逐渐扩大;重庆市GTFP指数的收敛速度正趋于一致,区域差异扩大的现象将得到遏制,其中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和市场化的提升将加速收敛进程;主城都市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收敛速度呈现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空间因素对GTFP指数收敛具有减速效应,尤其是对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减速效应最明显。基于上述结论,重庆市应着眼当前经济,推动产业生态化,“一区两群”应立足现有资源,推动差异化、特色化及协同发展。

新基建、劳动技能偏好与就业: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通过探讨新基建影响城镇就业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2003—2020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劳动技能偏好视角出发实证分析了新基建对就业的影响,发现新基建促进城镇就业,但这种赋能作用受城镇就业规模的限制,中低技能劳动短缺使新基建对城镇就业的赋能效应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未得到有效发挥,使得新基建对中低技能劳动岗位存在就业替代作用,虽然新基建对高技能劳动岗位存在就业创造效应,不合理的劳动技能结构也限制了新基建对高技能劳动岗位的创造效应。新基建的就业拉动效应呈现出东部、东北、中部到西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各地区劳动技能偏好与全国基本一致,而新基建促进中部地区低技能劳动就业。建议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完善就业服务与保障体系,防范新基建就业风险和实施差异化产业政策。

中国省际工业竞争、空间分布与优化策略研究——基于空间收敛的实证

工业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为了探究工业竞争力的空间分布动态和收敛规律,本文测算了2003-2017年间中国省际工业竞争力水平,在分析其时空分异二维特征的基础上,将空间因素引入经典β收敛的检验过程中,估算其空间收敛性特征,进而探讨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分异情况。结果表明:(1)中国省际工业竞争力整体在不断提升,但2013年以来省际差距正在扩大;(2)中国工业竞争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扩散性,东北、中部、西部、东部地区扩散速度依次递减,空间因素对工业竞争力扩张具有减速效应,但这种减速效应随着时间不断减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谋划工业园布局、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承接产业转移三个方面提出了优化策略,希望对提升工业竞争力,改善省际不均衡提供参考。

智能化与工业竞争力: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

智能化技术是影响工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当前工业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文章通过构建包含智能化水平和工业多维度竞争力的基础、门限、中介函数模型,采用2003—2019年中国28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智能化水平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智能化对工业竞争力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智能化推动了技术创新竞争力;智能化对工业竞争力存在着效应递减的现象,但是技术创新能够延缓这种递减效应;政府导向的智能化推动了工业生产竞争力的增强,促进了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市场导向的智能化则增强了工业创新竞争力。

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发展质量: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模型、机制检验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城市发展质量,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城市发展质量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会受到产业结构升级的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与互联网产业集聚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在地区规模和城市特征上具有显著异质性,且基础设施薄弱的城市也能通过数字经济建设来提升城市质量。因此,为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的多重效应,应强化顶层设计,在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金融三个方面培育壮大城市发展质量的新动能;以“新基建”为契机,促进“数实共生”和区域协同发展。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城市规模与共同富裕

在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度2008—2021年我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并基于城市规模差异,进一步讨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在整体上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并表现出非均衡性。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呈现出快速提升的趋势,该效率在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则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次,组内差距是非均衡性的主要来源,超大城市组内差距贡献率缓慢下降,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组内差距呈现出快速扩张的趋势。此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的提升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但在不同城市规模条件下其作用效应表现不同,其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表现为总体富裕效应,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表现为共享富裕效应,对小城市则无影响。最后,测算得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效率共同富裕效应的最佳城市人口规模为167.10万—375.65万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在城市建设体系中的合理布局提供有益参考。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三生”空间视角

在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绿色转型的关键阶段,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选择。基于“三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视角,利用2008~2019年长江上游33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OLS回归、空间计量和逐步回归方法,详细探讨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新基建赋能长江上游城市绿色转型,对生态空间转型的赋能效应较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转型更加突出;(2)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因素具有加速效应,强化了新基建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正效应;(3)新基建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企业数字化赋能效应和环境规制导向效应对“三生”空间转型产生差异化作用,进而促进城市绿色转型;其中,绿色技术主要驱动生产空间转型,企业数字化重点赋能生活空间转型,环境规制则促进生态空间转型。基于以上结果,提出构建生态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加快企业数字化、实施多样化环境规制工具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