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历史文本的传统与现代对比研究

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比较了西藏传统历史文本与现代历史文本的特点。文章认为西藏的历史文本书写自20世纪为分野,20世纪之前的为传统的历史文本,之后为现代历史文本。流传下来的历史经典文本多由僧人书写,内容多为佛教源流史,体现的是神学史观;而现代历史文本则趋向客观,书写主体和内容多元化,分类逾趋精细。文章还对历史文本在现代化语境下面临的信息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灾难与激变:高山羌寨教育生态的变迁研究

汶川地震迄今,受灾地区的社会生态已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但对灾害背景下羌族教育生态的恢复和发展问题仍然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汶川县雁门乡高山羌族村落的实地调查发现,高山羌寨的教育生态在汶川地震后获得了较常态发展情况下的“超前”发展,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辍学问题从灾前的普遍现象到如今的“非典型个案”,羌族学生的上学意愿从灾前被动的“要我学”到当前主动的“我要学”,受高等教育人群从“非常态”到“常态”。

从上山到下山:羌族生存策略的变迁

在“平原—国家”的叙事范式中,山地族群长期以来被看作“国家边缘”的族群,故有“文明不上山”一说。通过对岷江上游高山峡谷区域羌族的社会变迁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看出,羌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生存策略。羌族的社会变迁说明了山地族群的现实需求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状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山地族群之一的羌族来说,现代文明早已上山。

物尽其用:西藏农村日常生活中的牛

牛是了解藏族农村社会的一个好视角。文章通过对卫藏农区日常生活的观察来探讨牛在藏族农区社会的功用以及与人的关系。观察发现,在卫藏农村的日常生活中,牛发挥了"物尽其用"的最大效能,人们在实践中也创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牛"文化。

后藏农村多偶婚姻现状及其原因——以日喀则夏鲁村为例

本文基于2015年春天在后藏最大的农村——夏鲁村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活态个案呈现后藏农村地区多偶婚姻的现状,以打破人们关于藏区这种独特的婚姻形态的认识误区。根据田野的调研数据,笔者发现在日喀则年楚河一带的农区多偶婚姻在当下仍然受到当地人的青睐,多偶婚姻特别是兄弟共妻形式的婚姻在过去三十年呈增长态势。虽面临现代性的冲击,但是当地人基于家庭策略仍然把多偶婚看做是最佳的劳动力配置和家庭丰产的组合形式。

蒙白跳园的“申遗”实践与多元“表征空间”

蒙白跳园是贵州中部苗族一年一度的重要节庆,而它作为一个地方概念又被构想成一定的通婚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生产和生活空间。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之间互动与交流的频繁,尤其是"非遗"介入使跳园成为多元"表征空间"——作为蒙白自己的跳园、作为"非遗"的跳园、作为旅游资源的跳园与作为商品交易的跳园等。跳园作为生活、感知以及象征性和体验式的"表征空间",不同的人在跳园中运用相同的符号,述说着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表达了不同的诉求。

羌族音乐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性别文化特征透析

本文以羌族具有代表性的四种音乐舞蹈类非遗项目——羊皮鼓舞、莎朗、羌笛、羌族口弦为例,解读羌族音乐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别文化特征,并分析其传承实践中形成性别差异的原因。文章认为,非遗文化传承在新时期面临男多女少、后继乏人等问题,适当打破传承体系的性别禁忌,是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实践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汶川地震羌族古村落的景观变迁研究——以萝卜寨民居的演变为例

本文通过对汶川典型的羌族古村落——萝卜寨的民居演变的实证考察,探讨灾后聚落景观的变迁过程。观察发现,在地震中遭受毁灭打击的羌族聚落景观在过去八年经历了二次改造的过程。文章认为,灾后重建初期政府的统规统建以及在生活秩序恢复过程中当地居民基于发展的需求而进行的自我改造,共同构建了现代羌族聚落空间的景观文化——前者构建了羌族现代聚落空间景观的整体框架,完成了基础工作;后者构建了羌族现代景观的审美和文化符号的内容。

重庆川剧民间艺人群体的从艺经历研究

本文以重庆市民间川剧艺人作为考察对象,以个人口述史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时下重庆川剧表演市场的"60后"现象是川剧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曲折发展的缩影。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戏曲表演空间不断萎缩,民间川剧艺人为生存而不断地自我调适。此外,"60后"现象折射了川剧民间传承人处于青黄不接的现状,对于正处于复苏阶段的川剧而言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考验。

从日常生活看后藏农区的两性差异——以日喀则市夏村田野观察为例

本文针对西藏社会性别研究缺少人类学视角的现状,通过日喀则市夏村~1的田野调查个案来展示西藏农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的真实状态,以期引导人们尊重和理解藏族农村的社会性别观念,了解性别差异,掌握男女性别的不同需求。文章认为,'男女有别'贯穿于后藏农村的日常生活,'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是家庭分工合作的策略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