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革命运动与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初创和突破

近代中国革命的失败、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相继推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建党先驱着重思考创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的问题。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所提一系列开展党内政治活动的原则和方法,旨在淬炼一个“群众性的大党”。而毛泽东同志针对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则将党领导农民革命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突破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束缚,以“着重思想建党”的方针推进党内政治生活与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相结合,由此实现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艰难转折。

“团一大”前后共产党人对青年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张太雷为例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着中国青年有其自身两大弱点:即革命立场模糊和阶级意识淡薄。因此,中国青年运动要实现由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向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革命性质转换,必须要坚持走与工农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团一大"前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探索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伟大开拓者。他从执政任务、执政能力、执政监督等方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张闻天遵义会议前反"左"思想初探

张闻天在30年代初,作为"左"倾中央的一位领导人,犯下了"左"的错误。但自1932年底至1935年1月,他又在实践的教育下逐步开始了由错误向正确的转变,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开始了反"左"的探索。这一时期其反"左"思想还只是一种萌芽和形成过程中的探索,主要集中表现在六个方面。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队统一战线工作的首次重大胜利辨析——与李小林教授等商榷

李小林教授等认为,宁都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队统一战线工作的首次重大胜利。笔者认为,1927年11月,朱德与范石生的汝城谈判才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队统一战线工作的首次重大胜利,而非1931年12月14日的宁都起义。朱德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军阀之间的矛盾,通过汝城谈判与范石生建立起合作关系,使得南昌起义后辗转南下、濒于溃散的革命队伍,在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又一次获得了生存、发展、壮大的条件,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理论基础——恽代英文化现代化思想导论

恽代英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既没有囿于传统文化,又没有全盘西化,而是以爱国救亡为标准选择民族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又指明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文化复兴的理论基石,中国革命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本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特点与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以党的十八大为界限,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且是逐步递进而又产生根本转折的四次内容。前一阶段主要是在领导体制、历史方位、执政意识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革命,是未提政治建设的政治层面的变革,后一阶段则是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实施全面从严治党之深刻系统的革命内涵,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发展规律。

关注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支点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和谐也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了增加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使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运行,我们必须切实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整个社会呈现和谐而富有生机、活力的局面。

群众路线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它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之关系的路线。群众路线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它同时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政治路线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组织路线。

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贡献(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辅相成、艰难曲折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贡献,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层次:即实践层次上,是以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规律为目的、以农民问题为突破口、以党的建设为核心来思考每一历史时期特别是历史转折时期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实现;理论层次上,则以处理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为途径而不断深入地阐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三化"的客观规律。这一历史贡献是开拓性和奠基性的,同时也有珍贵的经验教训。

蔡和森研究综述

蔡和森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活动家。蔡和森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界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1984年的六年期间,共发表有关编著、文章约七十余篇,从不同角度对蔡和森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比较深入广泛的研究,主要涉及了如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转折──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一次从党的思想建设的战 略高度，较为 深入系统地解决了共产党人如何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加强党性修养的历史课题，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进入了主体自觉的历史进程，是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杰出的划时代的理论贡献。

试论建国后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与特点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内在要求。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不同特点,而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事业,从思想观念变革转向文化素质提高、再转向"以人为本"的解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关键是通过三个"准确把握"而对四个"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创新,以不断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规律。

关注弱势群体 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和谐也逐渐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为了增加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使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健康有序的运行,我们必须切实解决弱势群体问题,为和谐社会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整个社会呈现和谐相处、生机活力的局面。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民本思想的扬弃

李大钊幼年的不幸和深厚的儒学教育养成了他早期“道德至上、国家至上、民意至上”的民本思想。他用这种思想观察和思考辛亥革命后复杂的社会现实，既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又对他抱有极大幻想，希望他作一个强有力领导人统一国家以稳定动荡不定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拥袁反袁的矛盾心态。随着袁世凯本质的暴露和李大钊对西方思想的研究，他开始用西方民主思想改造发展传统民本思想，将“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与“民为邦本”、“入世有为”相融合，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民彝”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系统地改造传统民本思想，揭示了“仁政德治”的虚伪性和落后性，以新型的无产阶级党群关系取代传统的君主民本思想。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用苏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风宣传普及,使之成为苏区革命群众生机勃发的创造性的革命斗争实践。这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唤醒了广大苏区群众的革命觉悟,对组织发动苏区群众、武装苏区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反"围剿"斗争和苏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有借鉴意义。

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历经萌发形成、根本转变、发展成熟和探索实践阶段,从历史主体视阈看,主要有三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协商民主的正确方向和本质所在;与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协商是协商民主的中坚力量和动力所在;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力量之源和根本所在。新时期,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协商民主思想,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定制度自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选择。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经过三次历史转变:从认识近代中国民众运动和十月革命转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从领导湖南农民运动和"工农武装割据"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群众运动之互动的思考中形成群众运动的一系列理论,给中国革命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深刻的影响。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转变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考察和基本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活长期处于教条和宗派的方式之中,成为"左"右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思想和政治堡垒。从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到实施延安整风,毛泽东采取"思想建党"的原则和方法,以自下而上和上下结合的方式,逐步实现了党内政治生活方式的历史转折,留给全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互动的若干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