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哲学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明确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新哲学会群体对其进行了初步论证。该会内部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是有区别的，但其论证的发展趋势，则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成为与毛泽东的名字相联结的逻辑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从而为后来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论的得出，以及与此有内在逻辑关联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能够成立，并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其中也体现了领袖者个人毛泽东的理论智慧，以及新哲学会群体理论论证的贡献。今天在继续使用这一在具体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时，不应忽视其原初的本真意义，并要赋予其普适性和时代性内涵。

新启蒙运动性质新探

1936-1940年的中国新启蒙运动虽部分由马克思主义"新哲学"者所发动,而其性质则是一场以自由民主为取向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主要基于该运动系应建立文化救亡的"最广泛的联合阵线"和自由民主政治而生,"新哲学"者在运动中为使联合面尽可能广泛而不得不严防组织领导的宗派性并主张自由竞争,新启蒙者自己给运动的定性也是爱国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理性的综合运动。国共两党对该运动的最终取缔或放弃,昭示着其自由民主的第三条道路方向。

岑春煊与清末新式教育

清朝末年乃中国千古变局之关键时期,兴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实系政府的基本国策和新政枢纽所在。兴学育才效果如何,握有地方实权的督抚有无作为至关重要。清末著名总督岑春煊以教育为政治之先务,所到任处重教不遗余力,开创的新式教育具有层级多、类型全、开风气等特点。在高等、师范、留学、军事、法政、实业、农林、女子等教育方面均有贡献,并与近代中国一批名校的创办,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他在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定向培养、多方宽筹经费、重用新式教育专才等制度建设上,更是多有创举,不失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尤其是近代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杰出先驱者之一。

陆荣廷与西南联合会议

关于陆荣廷与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的关系 ,人们一般注意到的是陆成立西南联合会 ,进而改组军政府的历史主动性 ,而未看到其被动的一面。探讨二者关系的来龙去脉 ,有助于了解在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形下 ,作为陆荣廷这一类人的政治企求 ,以及所受到的现实政治的制约。

雷沛鸿和新桂系的思想比较

雷沛鸿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改革实践家,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地方军事实力派。20世纪30、40年代,雷沛鸿在新桂系统辖下的广西大办教育,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作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谈到雷沛鸿与新桂系的关系时,或是简单地冠之以“为新桂系服务”;或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这无助于对雷沛鸿思想的深入研究。本文不打算纠缠于雷沛鸿和新桂系之间的是是非非,只想换个角度,从比较方面入手,探寻雷沛鸿与新桂系几度合作与离异背后的动因,以助于对此问题探讨的深入。

新启蒙运动下的“新哲学”与自由主义

1936—1940年中国出现的新启蒙运动,被视为哲学上的一次大联合。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分属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和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对新启蒙运动性质的侧重点、核心概念、未来要建立的"新哲学"、哲学与人生及与社会等论题的理论取向明显歧异,但对这场运动的总体性质、基本内容及未来文化建构则达成一定共识。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条件变化,二者的合作走向终结。可见即使是后人眼中完全对立的思想流派,实际上也曾有分有合,分合源于其思想学说有异有同,异同何者起主导作用,则取决于所处的现实条件。这对如何才能真正把握理论的发展趋向,并理解理论运用于实践所面临的复杂的事实层面问题,有启示意义。

论孙中山开发广西的思想主张

开发广西是孙中山开发建设中国经济思想的一部分。本文试图通过对孙中山开发广西主张的提出、开发的内容、方法和理论之根据等方面的论述,冀以促进对孙中山物质建设理论的研究,并为今天广西的开发和经济的振兴提供借鉴。 一 1921年援桂讨陆战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旧桂系陆荣廷在广西的统治,使两广基本上得到统一,这为广西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战争结束不久,孙中山决定取道广西北伐,并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4月,孙中山率领北伐军在广西驻扎半年之久,就在这段时间,孙中山作了多次演讲,将开发广西作为广西的“善后方针”提了出来。

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

益友社是护法国会中 ,最有实力的派系 ,作为益友社拥戴的政治领袖 ,唐绍仪在 1 91 8年军政府改组时 ,被推举为政务会议七总裁之一。通过议会政治 ,进入权力中枢 ,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一贯追求。改组前后群雄并立、互不相让的派系斗争 ,使他们主张、并为之努力的军政府内部改组方案 ,终成事实。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 ,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湘籍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启蒙

区域性群体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在中国早期启蒙之关系,是学界研究相对比较薄弱而且值得进一步开拓和深化的新视角和领域。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启蒙中地位极为重要的湘籍群体,在启蒙他者之前经历了自我被启蒙,并在个体与团体交流、整合依托作用下,实现从个体意识向群体结构意识的递进和转化。他们接受、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有所侧重,对不同受众采取区别启蒙的策略和多路径影响,努力回击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异向启蒙,从而使正向启蒙不仅效果明显,而且影响范围超越本省,辐射全国。这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典型缩影,又有鲜明的地域传统特色。其强调实践理性,注重切合实际及收获实效,可视为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与以"外王经世"、"即知即行"、"注重事功"为特征的湖湘文化的天然契合和主动对接。

马建忠的外交活动

马建忠是晚清为数不多的在国 外受过国际公法和近代外交专业培训的人才之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在晚清涉外活 动中起过一定作用，实际效果则毁誉参半。他经手的鸦片增税专卖、中法交涉主和及“暂售 ”招商局船产、米建威计划等外交活动所引起的种种争议，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接受新知的 先觉者与守旧士大夫之间的观念冲突。晚清风气不开、务虚不务实的积习，或许是马建忠个 人及同类群体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社会根源，亦即当时外交积弱、国势不振的原因之一。

治学、哲学、美学、学科建设导论——俞吾金就聘中山大学讲座教授系列学术讲座概述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俞吾金教授，受聘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下简称马哲所）和哲学系讲座教授仪式，于2011年9月15日，在中山大学文科楼225演讲厅隆重举行，马哲所副所长、哲学系副主任刘森林教授主持了聘任仪式，并简要介绍了俞教授的学术成就。

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陆荣廷、桂系与1918年军政府改组

以陆荣廷、桂系为代表的武力派,在1918年军政府改组问题上,与国会政派的政治较量,既彼此冲突,又时有合作,体现了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转型时期,武力派与国会政派各有优势,宗旨利害交互作用,彼此牵制,以及武力政治与政党政治交织渗透的政治特点。

护法时期南方中间势力的政治角逐——以程璧光与军政府为中心

中间势力对政局作用的重要,往往突显于对峙双方势均力敌时。护法军政府内部的最高权力之争,左右着各派的关系离合和势力消长。对此,学界已注意到桂系和滇系实力派与孙中山的两极冲突,而在其背后,貌似调和的中间势力的暗中角逐,也对未来政局的走向不无影响。程璧光等人对军政府总裁的隐相谋取,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它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南方中间势力在民初政治失重、制度转型时期的复杂心态和政治诉求,以及护法各派的力量态势和各方对政局发展方向的合力作用。

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物质力量--《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启蒙

马克思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大众哲学》被视为“冲垮三民主义思想防线”的利器,其号准时代脉搏,洞悉读者关切,将思想启蒙与改造世界结合的理论特质,以及深入浅出的说理方式,是其广受欢迎、经久不衰的直接原因。作者艾思奇中西学结合、文理科兼修的深厚学养,以及对大众及革命领袖的双重影响力,也是《大众哲学》成为改造旧中国走向新社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重要物质力量的因子。

马克思的多维知识结构与其唯物史观形成

马克思的知识结构极其多维,涉及语言学、文学艺术、宗教学、史学、人类学、哲学、法学、政治经济学、数学、自然科学等多门学科并深入至一切本质细节。逻辑相异的不同学科的理路相互碰撞,触发了其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灵感。为人类幸福和个人完美而奋斗的理想追求,使马克思常以能否解释并解决现实问题、导向美好目标作为衡量理论合理性与否之标准。多学科知识结构形成的宽广学术容量和超常会通能力,使他能对不同径路的理论体系博采众长,扬弃创造,并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切磋论辩中走向深入成熟,形成独特系统的唯物史观学说。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跨学科特点,及其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理论特质,对于整体认识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其改造世界的内在关联,颇具启示性意义。

雷沛鸿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雷沛鸿字宾南,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广西籍教育家。他的整个思想的核心,是以'教育改造'促进'社会改造'。从现代化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以教育的现代化为工具,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诚如雷沛鸿所说,'现代化的历程,在社会方面言,为社会改造运动,就教育方面言,社会改造反映到学校上,便为教育改造运动。'对此,笔者曾以雷沛鸿教育、社会'双改造'现代化模式,对这一命题加以概括,为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开辟了一条新思路。社会现代化,是指产业革命以来,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包括社会组织结构、体制、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质的大转变和全面发展。据产生动力的不同,

《中国经济原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堪称典范之作。该书借鉴马克思《资本论》的唯物辩证法方法、批判经济学理论及其结构编排的逻辑运思,将之延伸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分析,揭示出封建剥削关系在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中国社会中强商业资本与弱产业资本的畸形关系,既在广义经济学的意义上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启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时代路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与奠基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伊始,毛泽东“以苏为鉴”,结合实践经验,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中国路径,取得诸多具有奠基意义的思想成果。一是明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人民内部性、批判性和辩护性的鲜明特性,奠定了建设必要性的认识基础。二是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一条腿走路”,而要多方并举,夯实其政治、经济、理论、队伍和媒介等多维基础,打造了整体统筹的基本格局。三是强调打好急缓攻守名实策略之组合拳,以制度建设为有理有利有效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保驾护航,开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方法。毛泽东的思考及相关成果在其后仍有借鉴意义,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