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东澈之死”书写中的情感策略与士人心态

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言事被施以枭首极刑,该事成为终宋一朝背离“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祖宗成法的孤例。在“以言杀士”语境中,东澈之死书写普遍呈现出痛感叙述特征,在修辞策略的演绎下突出表现为愤怒情绪输出的对象性及整体的节制性。在伏阙之辩、东澈之死、高宗罪己一系列政治敏感话题的书写交锋中,陈东等相关士人采取情感降温的零度叙述策略为自身辩白,言论空间在话语博弈中被不断形塑。压抑悲愤的书写背后蕴藏着士人的审时度势与身份诉求,不同时代情绪书写策略的调整则烛照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渴望与价值期待。通过建构“东澈死谏”与“高宗罪己”两个故事典范,士人努力探寻“共治天下”模式下君臣关系的理想形态,确立自我身份认知,进而标举士大夫身份介入言论空间的合理价值及对话语权的掌握与使用。

培根固元,转益多师——读陶文鹏《唐宋诗词艺术研究》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创变与生新往往是事物谋求新生或延续生命力的通法。回首三十余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历程,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亦在不断纳新与调整,以探索开拓文学研究的疆界,将视野、思维与格局推向纵深。但令人生忧的是,当哲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等邻近学科被引荐至文学研究体系中后,渐渐有了过度介入的势头,文学本位意识稍显冷落,文学研究似乎面临学科独立危机的困扰。

园林情结的自足与自解——范成大园林书写与精神超越

文人以自我视角审视园林的意义与价值,在书写中建构其物质审美空间与精神文化空间。南宋士大夫范成大心怀归园情结,卜筑石湖园林是对其内心愿景的实践与自足,并在其中寄予历史感怀及对园物的独特观照。自我催归心理的形成与书写凸显其建构园林意义的成因及主动性特征。在范成大笔下,石湖别业的物质实体最终被弱化,"壶中天地"的界限被打破,私人物质空间呈现出隐形化倾向,园林情结的自我开解扩大并深化了精神表达,形成对自我的精神超越。园居时期的文学书写活动,承载着范成大于进退之间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塑造,对个人精神风貌的自我建构。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

《唐宋诗词艺术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陶文鹏先生的撷英之作,精选其唐宋诗词研究领域的经典篇章。正如《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后记中所言:“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切入,着重探讨唐宋诗歌的美学观、审美观、审美价值、艺术风格特色、艺术表现技巧及艺术感染力的。”《研究》仍秉承著者一以贯之的研究理念与特色,以对诗词美学与艺术的深度感会统摄全书。

《宋赋研究:权力与形式》

学术界对赋体文学的研究愈渐深入,其中对宋赋的研究也在不断探寻新的视角和方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但是相较于宋代其他文学样式如诗词的研究,关注度仍然较为冷淡,且关于宋赋研究的专著尚未问世。胡建升的《宋赋研究:权力与形式》(下文简称《宋赋研究》)则着意弥补宋赋研究领域的缺憾,以专著形式深入探讨宋代赋体文学的特质及价值,推动了赋体文学尤其是宋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