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袭性肺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表现与预后

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 invasive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 IPFI）是指真菌侵入人体后,引起的肺部-支气管真菌感染,即真菌感染引起肺组织、气道黏膜产生炎症和肺部炎症肉芽肿,感染严重者可能会导致肺部出现坏死或通过血行播散转移到到宿主其他部位。但真菌寄生和真菌过敏所引起的肺部炎症或过敏性反应[1]不包括在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范围内。因肺循环具有低压力、低阻力及高容量的特点,且肺脏与外界环境沟通,决定了肺脏是真菌感染最常受累及的部位。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随着艾滋病、血液系统疾病、糖尿病、肿瘤相关性疾病、老年相关性疾病等发病率的逐年上升,广谱抗菌类药物、侵入机体的各种导管介入、影响免疫系统的制剂、恶性肿瘤患者的放疗等的广泛应用,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4,5]。吕志强等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方面的研究者通过统计分析及临床实践研究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患者,得出结论：年龄≥60岁、低白蛋白血症、侵入性操作、3种及3种以上广谱抗生素应用超过2周、多脏器衰竭或功能障碍等5个独立的危险因素,这些危险因素可能会导致肺部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死亡[19]。钟南山等国内外研究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专业人士表明：病死率较高,肺部感染念珠菌的患者病死率可达到30%~40%,肺部感染曲霉菌患者的病死率高达50%~100%,而患有真菌血症的患者直接死于真菌感染或基础疾病可达50%以上[2]。现将近年来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表现及预后综述如下。

医学模拟教学在呼吸危重症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医学模拟教学对研究生在呼吸危重症临床实践中的应用。方法选择在呼吸危重症医学科(RICU)进行临床实习的60名非呼吸系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简单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的实习内容、带教教师和具体实习模式等均一样,但研究组的研究生首先用模拟人反复练习操作要点,然后再进入临床操作。在呼吸危重症医学科实习2个月后,对两组人员通过理论考试、操作考核及问卷调查进行评估。结果两组理论成绩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接受医学模拟训练的研究生的临床操作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提示先行医学模拟教学然后进行临床技能培训的模式在学习兴趣、熟悉流程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P<0.05)。结论医学模拟教学不仅有助于研究生对呼吸危重症临床操作技能的掌握,还可明显提高其学习兴趣。

建立可视化列线图预测腹腔感染的预后

目的建立一个可视化的列线图,以期早期预测腹腔感染的预后。方法本次研究选取2017年6月~2020年1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105例胃肠道相关的腹腔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好转组和恶化组,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特征检验指标、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血小板计数(PLT)、降钙素原(PCT)、血小板分布宽度(PDW)、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尿素氮(UREA)、总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CB)、非结合胆红素(UCB)、人血白蛋白(ALB)、血肌酐(CRE)、胱抑素C(CysC),对纳入的相关临床指标进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根据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得出回归方程式,利用R语言软件可视化处理逐步回归模型获得列线图,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验证。结果经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模型的回归方程式为Y=10.988+3.702×休克-0.021×PLT7+0.202×UREA1+0.116×NE7。列线图总分超过106分有发生恶化的可能,总分超过150分发生恶化将高达99%以上。进一步通过ROC曲线分析验证,本研究建立的逐步回归模型的曲线下面积(AUC)预测恶化发生的灵敏度、特异度均优于NE、PLT、PCT、PDW、AST、UREA、TBIL、CRE、CysC单独预测。结论本研究建立的可视化列线图可能是预测腹腔感染预后的有效临床工具,逐步回归模型比各指标单独预测腹腔感染病情严重程度的灵敏度、特异度均更优。

肺侵袭性真菌感染危重患者的生存分析

目的回顾性分析临床诊断为肺侵袭性真菌感染(Invasive Fungal Infection)患者的人口学、危险因素、影像学特征、合并症对生存的影响。方法于2013年10月-2015年10月在新疆某三甲医院呼吸ICU住院的患者,使用病例信息表收集免疫抑制合并肺IFI的患者资料,包括患者出院后,定期随访至2018年12月患者存活、死亡的信息。IFI诊断标准符合2008年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真菌病研究组(EORTC/MSG)临床诊断(Probable diagnosis)的定义标准,并且抗真菌治疗有效。采用Kaplan-Meier方法,比较霉菌与酵母菌两种疗法的生存时间、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方法,比较不同年龄段的生存时间、生存率。采用卡方检验方法对CT影像学表现预后情况比较。采用χ2检验方法对年龄与合并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有143例纳入,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分离酵母菌108例(75.5%)和霉菌35例(24.5%)。两组生存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 0.05),酵母菌的存活率是59.3%、霉菌的存活率是80.0%。按年龄段分四组(≤60岁,61~70岁,71~80岁,>80岁),四组生存率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61~70岁存活率最高,80岁以上存活率最低。采用卡方检验方法对CT影像学表现预后情况比较,结果发现,13项CT影像表现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年龄与合并情况进行分析发现,糖尿病、脑梗塞、COPD、呼吸症状与年龄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免疫抑制合并肺IFI患者,临床特征不能提示患者的生存状态。

肺曲霉的临床诊断进展

侵袭性肺真菌感染（invasive pulmonary fungal infection,IPFI）尤其是侵袭性肺曲霉（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IPA）是由各种曲霉菌属感染肺部组织而导致的、是临床工作中较为常见的严重的机会性感染,有较高发病率及病死率。

对接受手术治疗的心脏病患者进行细节护理的效果分析

目的:研究分析对接受手术治疗的心脏病患者进行细节护理的效果。方法:选择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南院收治的心脏病患者44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Comparison组和Detail组(22例/组)。在两组患者接受手术治疗期间,对Comparison组患者进行普通护理,在此基础上对Detail组患者进行细节护理。然后对比两组患者治护的效果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与Comparison组患者相比,Detail组患者治护的有效率更高,其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更低,P<0.05。结论:对接受手术治疗的心脏病患者进行细节护理的效果显著,可有效地降低其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支气管镜检查快速现场评估对重症侵袭性支气管肺曲霉病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支气管镜检查快速现场评估(B-ROSE)在重症侵袭性支气管肺曲霉病(IBPA)中的诊断价值,旨在为获得微生物学证据之前开始抗真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取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入选2014年6月至2022年6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监护治疗病房(RICU)收治的疑诊为IBPA的重症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排除入院时以其他病原体(如细菌、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为主者。入RICU 24 h内尽快实施床旁B-ROSE,从而指导是否开始抗真菌治疗。以目前侵袭性曲霉病国际诊断标准作为"金标准",计算B-ROSE的诊断符合率、敏感度和特异度等,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该方法对诊断IBPA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76例疑诊IBPA的重症肺炎患者纳入研究。依据国际诊断标准,IBPA 81例,非IBPA 95例;根据B-ROSE早期诊断,IBPA 89例,非IBPA 87例。B-ROSE的诊断符合率为84.09%(148/176),B-ROSE诊断重症IBPA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4,95%可信区间(95%CI)为0.782~0.905,敏感度为87.65%,特异度为81.05%,阳性预测值为79.78%,阴性预测值为88.51%,漏诊率为12.35%(10/81),误诊率为18.95%(18/95)。与真阴性组比较,假阴性组(漏诊组)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比例〔70.0%(7/10)比9.1%(7/77),P<0.01〕以及伴有糖尿病的比例〔40.0%(4/10)比10.4%(8/77),P<0.05〕均显著性升高;但两组B-ROSE均表现为黏膜出血、充血及水肿〔100.0%(10/10)比94.8%(73/77),P>0.05〕,提示黏膜急性炎症改变为非特征性。与真阳性组比较,假阳性组(误诊组)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比例显著降低〔33.3%(6/18)比60.6%(43/71),P<0.05〕;B-ROSE结果显示,误诊组表现为黏膜白斑、黑斑及伪膜的病例比例亦显著降低〔16.7%(3/18)比52.1%(37/71),P<0.01〕,提示长时间(≥14 d)使用糖皮质激素的病例以及B-ROSE表现为黏膜白斑、黑斑和伪膜的病例不容易误诊。容易误诊为IBPA的肺炎样表现的疾病主要有肺结核(38.9%,7/18)、炎症样表现的肺腺癌(27.8%,5/18)以及肺血管炎(16.7%,3/18)等。结论在获得微生物学证据之前,B-ROSE有助于重症IBPA早期抗曲霉治疗的决策,该方法快速、简单,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B-ROSE缺少特征性样改变,尤其对于长时间使用糖皮质激素和糖尿病患者并发的重症肺炎,需注意IBPA漏诊;而肺结核、炎症样表现的肺腺癌和肺血管炎等疾病应警惕误诊为IBPA。

肺侵袭性真菌感染患者临床与影像学特征对真菌病原体的提示

目的 探讨肺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临床与影像学特征对真菌病原体的提示意义。方法 于2013年10月至2015年10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ICU按序收集免疫抑制合并肺IFI的患者资料。IFI诊断标准包括危险因素、临床表现、HRCT特征与血清GM试验或G试验阳性，符合2008 年欧洲癌症研究治疗组织/真菌病研究组（EORTC/MSG）临床诊断（probable diagnosis）的定义标准，并且抗真菌治疗有效。采用χ2检验比较酵母菌和霉菌患者不同临床与影像学特征的差异性。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判别分析，以准确率评价判别效果。结果 有143例纳入，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分离酵母菌108例（75.5%）和霉菌35例（24.5%）。危险因素主要包括糖尿病62例（43.4%）、慢性肺疾病46例（32.2%）、使用广谱抗生素（≥14 d） 51例（35.7%）、恶性肿瘤33例（23.1%）、使用糖皮质激素（≥14 d ） 33例（23.1%）、慢性肾病肾脏替代治疗23例（16.1%）和免疫性疾病15例（10.5%）。这些危险因素在两类真菌病原体分布差异的比较结果显示，使用广谱抗生素（≥14 d）多见于酵母菌感染（P＜0.05），而有慢性肺疾病则有利于霉菌的产生（P＜0.05）。纳入研究后合并细菌感染和使用机械通气的患者，酵母菌比霉菌多发（分别P＜0.05）。胸部HRCT表现为支气管肺炎-肺实变76例（53.1%）、块状影42例（29.4%），小结节35例（24.5%），大结节27例（18.9%），胸腔积液27例（18.9%），晕轮征20例（14%），以及空洞14例（9.8%）等。这些影像学特征在两类真菌分布差异的比较结果显示，胸腔心包积液多出现在霉菌感染（P＜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判别两类真菌的结果显示，使用广谱抗生素（≥14 d）、机械通气和胸腔心包积液的判断价值大（均P＜0.05），预测判别的准确率为77.6%。结论 对于免疫抑制合并肺IFI患者，多数危险因素、临床和HRCT主要特征不能提示真菌病原体，而且BALF分离的非隐球菌之类酵母菌可能是伴随菌或定植菌。

免疫抑制患者合并急性呼吸衰竭时无创正压通气治疗失败的预警分析

目的分析免疫抑制患者合并急性呼吸衰竭（ARF）时无创正压通气（NIPPV）的成功率以及治疗失败的预警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2月至2017年8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加强治疗病房（RICU）收治的118例接受NIPPV治疗免疫抑制合并ARF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给予气管插管（ETI）将患者分为无ETI组（62例）和ETI组（56例）。比较两组患者各项指标的差异，对其中与NIPPV失败相关的因素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预警因素对NIPPV失败的预测价值。结果免疫抑制患者合并ARF时NIPPV成功率为50.8%（60/118）。与无ETI组比较，ETI组患者体温、pH值明显升高，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明显降低，氧合指数（PaO2/FiO2）〈1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比例、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20分的比例以及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的比例均明显增高，病死率明显升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时APACHEⅡ评分≥20分〔优势比（OR）＝15.274，95%可信区间（95%CI）＝2.175～107.252，χ2＝7.516，P＝0.006〕、PaO2/FiO2〈100 mmHg（OR＝0.075，95%CI＝0.014～0.408，χ2＝8.968，P＝0.003）、使用血管活性药物（OR＝35.736，95%CI＝6.974～183.124，χ2＝18.400，P〈0.001）是NIPPV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20分和PaO2/FiO2〈100 mmHg均可预测NIPPV失败，APACHEⅡ评分≥20分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7，敏感度为83.93%，特异度为69.35%，阳性预测值（PPV）为71.21%，阴性预测值（NPV）为82.69%，阳性似然比（PLR）为2.74，阴性似然比（NLR）为0.23，约登指数为0.53；PaO2/FiO2〈100 mmHg的AUC为0.757，敏感度为80.65%，特异度为66.07%，PPV为68.18%，NPV为78.85%，PLR为2.38，NLR为0.29，约登指数为0.47。结论50.8%的免疫抑制患者合并ARF时NIPPV不需要ETI，并且ETI不依赖于ARF的基础疾病。入院时APACHEⅡ评分≥20分、PaO2/FiO2〈100 mmHg及有血管活性药物需求是免疫抑制合并ARF患者及早终止NIPPV的预警因素。

AECOPD致严重呼吸衰竭患者早期拔管后序贯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与无创正压通气的优劣比较

目的比较经鼻高流量湿化氧疗(HFNC)与无创正压通气(NIPPV)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致严重呼吸衰竭(SRF)患者早期拔管后序贯治疗中的优劣,为临床选择优化方案提供依据。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连续入院的年龄40~85岁、以支气管肺部感染为急性加重原因且初始呼吸支持方式为气管插管机械通气(ETI-MV)的AECOPD致SRF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气模式为同步间歇指令通气(SIMV),参数设置为潮气量(VT)8 mL/kg、支持压力10~15 cmH_(2)O(1 cmH_(2)O=0.098 kPa)、呼气末正压(PEEP)4~6 cmH_(2)O、吸气与呼气时间比为1.5~2.5∶1、平台压(Pplat)<30 cmH_(2)O,使用最小吸入氧浓度,保持脉搏血氧饱和度≥0.92。当患者肺部感染控制窗(PIC窗)出现后拔管,并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序贯HFNC治疗(HFNC组),另一组序贯NIPPV治疗(NIPPV组)。序贯HFNC或NIPPV失败的患者接受再次气管插管(ETI)。比较两组出窗后拔管7 d内再插管率、并发症(鼻面部压伤、胃胀气等)发生率、住院病死率、出窗时ETI时间、RICU住院时间及总住院时间等。结果最终有44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HFNC组20例,NIPPV组24例。HFNC组与NIPPV组出窗时ETI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95.9±13.1比91.8±20.4,P>0.05)。HFNC组患者7 d内再插管率显著高于NIPPV组〔35.0%(7/20)比4.2%(1/24),P<0.05〕,但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NIPPV组〔0%(0/20)比25.0%(6/24),P<0.05〕。与NIPPV组比较,HFNC组患者住院病死率稍高〔5.0%(1/20)比4.2%(1/24)〕,RICU住院时间稍长(d:19.5±10.8比15.5±7.2),总住院时间也稍长(d:27.4±12.2比23.3±10.9),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AECOPD致SRF患者早期拔管后序贯HFNC治疗的依从性增高,并发症明显减少,但是最终疗效可能劣于NIPPV。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患者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7及相关炎性因子的表达

目的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患者血清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7(FGF7)及相关炎性因子的表达。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6年11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AECOPD患者。根据肺功能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轻度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与用力肺活量(FVC)的比值(FEV1/FVC)<0.70、FEV1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1%)≥80%〕、中度组(FEV1/FVC<0.70、50%≤FEV1%<80%)和重度组(FEV1/FVC<0.70、30%≤FEV1%<50%),每组20例;以同期20例肺功能正常的择期行胃肠外、骨科等非胸外科手术患者作为对照。记录患者人口学资料、FEV1/FVC、FEV1%、FVC、用力呼气中期流速占预计值的百分比(MMEF%)、6分钟步行试验(6MWT)及圣·乔治呼吸问卷(SGRQ)评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FGF7、白细胞介素(IL-6、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Pearson相关法分析TNF-α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结果与肺功能正常组相比,轻度、中度和重度组FEV1/FVC、FEV1%、MMEF%和6MWT明显降低,SGRQ评分明显升高,且随病情加重呈持续恶化趋势,重度组与肺功能正常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EV1/FVC:0.39±0.09比0.81±0.04,FEV1%:(38.80±6.28)%比(109.58±13.80)%,MMEF%:(0.34±0.14)%比(2.69±0.99)%,6MWT(m):279.00±41.61比402.85±53.97,SGRQ评分(分):34.95±6.71比2.60±2.06,均P<0.05〕;而且轻度、中度和重度组FGF7水平均较肺功能正常组显著降低(ng/L:6.31±2.65、6.10±1.39、6.64±1.77比8.29±3.51,均P<0.05),但轻度、中度、重度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肺功能正常组相比,轻度、中度、重度组IL-6和TNF-α水平均显著升高,其中TNF-α水平随着病情加重呈持续升高趋势,重度组与肺功能正常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ng/L:7.42±2.28比3.83±0.92,P<0.05)。但肺功能正常组与轻度、中度和重度组间IL-1β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TNF-α与FEV1/FVC和FEV1%均呈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350、-0.527,均P<0.01)。结论AECOPD患者血清FGF7降低,而IL-6、TNF-α升高;但随着病情加重,患者外周血FGF7水平无明显变化,而TNF-α水平可能升高,并伴随小气道功能严重破坏。

病毒性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选择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病毒性肺炎所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机械通气(ETI-MV)的影响因素,为个体化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2022年3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RICU)收治的病毒性肺炎所致ARDS患者。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伴随疾病、并发症、临床症状和体征、辅助检查数据、ARDS严重程度、感染病毒种类、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呼吸支持方式及预后相关指标,对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实施ETI-MV的预测价值。结果共11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ETI-MV组61例,轻度、中度和重度患者ARDS分别为3例(4.9%)、39例(63.9%)和19例(31.1%);非ETI-MV组56例,轻度、中度和重度患者ARDS分别为16例(28.6%)、38例(67.8%)和2例(3.6%),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ETI-MV组与非ETI-MV组入RICU 24 h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ng/L:104.0±90.0比62.4±76.0)、氧合指数〔PaO_(2)/FiO_(2)(mmHg,1 mmHg≈0.133 kPa):123.9±30.9比173.6±28.5〕、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的病例占比〔85.3%(52/61)比21.5%(12/56)〕、APACHEⅡ评分≥16.5分〔67.2%(41/61)比42.9%(24/56)〕、院内侵袭性曲霉菌感染占比〔14.8%(9/61)比3.6%(2/56)〕、院内细菌感染占比〔16.4%(10/61)比3.6%(2/56)〕以及病程中最低CD4+T淋巴细胞计数(个/mm^(3):192.2±35.8比215.0±58.3)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RICU 24 h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优势比(OR)=12.527,95%可信区间(95%CI)为3.279~47.859,P<0.001〕、APACHEⅡ评分≥16.5分(OR=30.604,95%CI为4.318~216.932,P=0.001)、PaO_(2)/FiO_(2)(OR=0.948,95%CI为0.925~0.972,P<0.001)、CD4^(+)T淋巴细胞计数(OR=0.975,95%CI为0.955~0.995,P=0.015)以及院内细菌感染(OR=38.338,95%CI为1.638~897.158,P=0.023)是选择实施ETI-MV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下面积(AUC)显示,PaO_(2)/FiO_(2)对实施ETI-MV的预测价值最大,其AUC为0.903,截断值为151 mmHg时,敏感度为91.1%,特异度为95.1%;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的AUC为0.809,截断值为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3/4肺野时,敏感度为85.2%,特异度为78.6%;APACHEⅡ评分对实施ETI-MV预测价值最小,其AUC为0.704,截断值为16.5分时,敏感度为83.6%,特异度为57.1%。结论对于病毒性肺炎所致ARDS(尤其是中度ARDS)患者,PaO_(2)/FiO_(2)依然是选择ETI-MV的经典参考依据,但入RICU 24 h肺部浸润性阴影分布范围以及临床上病情严重程度可提供不同的参考视角,有助于判断ARDS患者是否选择ETI-MV。

评价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吸痰术治疗ICU肺部感染患者的效果

研究分析采取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吸痰技术对ICU肺感染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研究抽取2020年10月~2021年4月我院医学科110例ICU重症肺部感染患者,依据抽样法,就对照组纳入55例采取常规治疗与观察组纳入55例采取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吸痰技术取得临床效果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0.05)。结论:应用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吸痰技术疗效更为突出,有效缓和临床症状,减少炎症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