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环境基本法及其实施的司法能动

作为环境基本法,印度1986年《环境保护法》及其附属立法形成"伞形结构",旨在加强现有环境法律体系、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能力和加强执法意愿。但是,行政执法效果并未实现这些目标。根据宪法赋予的司法管辖权,印度的司法机关奉行能动主义,部分校正了行政执法的不足。

论环境权的属性

环境权的属性与人权、自然权利、道德权利、人格权和财产权有许多关联 ,但是并没有正确揭示环境权的属性 ,环境权本质上是一种习惯权利 ,研究环境权的属性对于明确环境权的主体、内容和保障方式有决定意义。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重塑——京都模式的困境与蒙特利尔模式的回归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公平分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的基本原则。《京都议定书》适用该原则的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资金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比较《京都议定书》和同样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并分析气候变化谈判截至2010年底的最新进展,本文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合法性基础应当重塑为自然资源主权和无害国外环境原则,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利益的公平分享。

再论环境权的性质

环境权的制度功能在于监督政府环境执法,反应了公民和政府的公法关系。应然意义上的环境权是公民基本权利,具有防御权和请求权的双重性质。请求权包括了获得环境信息、参与环境执法、获得司法救济、自由结社等权利内容。我国需要以此作为参照,进一步完善实然的环境权制度。

环境法学的自然法理念

环境法的理念是其理论基础 ,它所追求的人域平等与域际和谐都可以从自然法的理性概念和道德关怀中得到合理的论证 ,这既是环境法学的变革 ,也是对自然法的全新阐释。

美国自然物诉讼的实践功能——以因环境侵害而受损的自然物的法律地位为中心

美国环境诉讼的适格原告必须具有特定事实损害,环境公益组织的成员受到特定事实损害,也可认定该组织具有诉权。由于时间和专业知识的限制,个人很少提起具有公益性质的环境诉讼。环境公益组织提起诉讼面临两大障碍:证明其成员受到特定事实损害的高昂成本;对于不会造成个人特定事实损害的违法行为不具备诉讼资格。如果赋予自然物诉权,则可以解决相应问题,也不会造成诉讼泛滥。

论基本环境权

基本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从应然的角度 ,应该得到宪法或环境基本法的确认和保障 ,它有法定和推定两种表现形式 ,基本环境权的保障方式是立体和全方位的 ,包括环境立法。

从巴厘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的态势和原则

从巴厘会议开始,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谈判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两大集团的缓解义务、资金机制和技术转移既是核心议题,又是谈判难点,哥本哈根会议就中期目标达成一致仍然困难重重。赋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新的内涵,建立不同的机制,可能成为哥本哈根协议及其实施的可行路径。

论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

生产者延伸责任是产品生产者对产品废弃后的废物承担回收处置的责任,责任主体包括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和销售者,责任形式有行为责任、经济责任和信息责任。我国应遵循必要性、可行性和公平性原则,通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实施细则,选择适当领域,逐步引入生产者延伸责任。

资金机制:气候变化谈判的博弈焦点

资金机制是后京都时代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制度,也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重要的权利、义务关系。围绕资金机制的运作实体、活动资格和优先事项、资金分配和资金数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集团及其各自内部充满矛盾和利益冲突。在京都时代及其之后,资金机制始终是气候变化谈判的博弈焦点。

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研究

气候系统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财政应当通过资金机制补偿应对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行动。我国资金机制存在管理体制不科学、运作规则不完善的缺陷,无法保障资金使用效率,并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效益。借鉴全球环境基金的管理制度,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评估分离的管理体制,以及包括业务规划、资助标准、项目程序在内的运作规则,通过气候变化立法的专门条款确立这一制度框架,并辅以配套的法规或规章,才能实现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的制度目标。

化学品和农药贸易管制的资金机制

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使用不仅危害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态环境,而且通过国际贸易,使有毒物质循环到进口农产品的国家。因此,《鹿特丹公约》要求缔约国在危险化学品和农药的国际贸易中,采取"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可是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发展中国家缺乏运用这一程序的实际能力。因此,建立公约的资金机制,以农药出口和农产品进口为标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已经成为有效实施公约的核心事项。

全球环境基金的项目资格——节能减排投资规则的完善

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环境基金承担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履约成本的职能。全球环境基金筛选合格项目的基本标准是:经济社会优先性、全部增加成本和经济效益,统称项目资格,这是资金高效使用的保障。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对节能减排投资的管理法规缺乏项目资格的规定,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应借鉴相关规则,完善我国节能减排项目的资格标准。

社会分层与环境意识

环境意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先导，全民环境意识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对其影响变量的认识和分析。笔者从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三个构成社会分层的因素入手，分别在理论上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为将来的实证研究提出理论假设。以使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更富有成效性和针对性。

韦伯命题与环境伦理的演变

生态环境问题始终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演进,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精神动因,会发现新教伦理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渊源相契合,使生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生态中心主义否定了人类统治自然的合法性,将价值主体沿着新教伦理的逻辑方向扩大到自然,但却忽视了人类在环境演变进程中的能动作用。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则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择优,既张扬了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又承认了自然与人类的平等地位,这是韦伯命题的又一巨大贡献。

论环境犯罪之危险犯

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没有关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但是，环境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环境犯罪特点决定了确立环境犯罪之危险犯的必要性。针对这一现状，在正确界定环境犯罪危险犯的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其分类中的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

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和功能

当前的各种环境公益诉讼主要应对的应该是基层法院和地方环境执法部门缺乏执法意愿和执法能力的问题。环境公益诉讼应该发挥补充环境执法、促进环境法律制度创新的作用,而非替代环境执法。

关于沙尘暴防治的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我国的沙尘暴灾害是全球范围内荒漠化的一种表现，目前，有关防治荒漠化的国际法软法文件已经有所发展，并且专门应对这一问题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已经生效，这为我国解除沙尘暴的困扰提供了契机，可以为本国的治理工作提供资金、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有利条件。

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不平等南北方的不同立场

全球环境变化给发展中国家和南北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理解环境问题的全球不平等需要以发展中国家80年代 开始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沉重债务为背景。南方的环境政策优先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生活的可持续性相连,而不是通常与全球环境变化的长期性风险相关。然而,全球环境变化又与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从南方的立场看,当“问题”对他们不十分迫切时,就很难同意采取措施。仅此原因,北方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关切要得到成功回应,真正的全球契约就需要解决基本“发展”问题,主要是贫困。

区域环境利益平衡——《环境保护法》修订面临的迫切问题

我国区域环境利益平衡制度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不同行政区域、地方与中央、城市和农村三对关系的失衡。目前,跨界资源的按比例分配制度,导致优汰劣胜的逆向选择,使共有资源浪费严重。生态保护的受益范围是全国,但地方却承担了生态利益的管理成本、机会成本和供给成本。我国环境管理权限主要由地方政府行使,这一弊端导致无法预防跨界污染以及城市污染向农村的制度性转移。《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应当确立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平衡的原则,并据此统领环境单行法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