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基督教与医学:翻译运动及原创作品的传播

在叙利亚基督教知识文化范畴中,叙利亚医学是鲜有研究与探索的领域。然而,叙利亚医学地位极其特殊。古代晚期,叙利亚医学在希腊医学知识向伊斯兰世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叙利亚医学的研究成果也颇受古典学家和研究希腊、伊斯兰的医学史家的关注。虽然研究叙利亚医学首重医学文献的阐释,但在几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背景下,学者在医学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仍有所拓展。本文以叙利亚基督教医学的发展为考察对象,强调其具有的特殊地位,并由此展现叙利亚医学与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

阿拉伯医学的诞生和发展

阿拉伯医学源自贝都因文化,其最初阶段处于古叙利亚、古希腊、萨珊波斯以及印度的影响之中。在先知穆罕默德离世仅仅两个世纪之后,阿拉伯医学融合吸收了浩如烟海的科学文献,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典范。由于文献资料纷繁复杂,且其中一些时代较晚,因此很难追溯阿拉伯医学的开端。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史家有时会汲取古代文献资料并如实引述。诚然,很多文稿是历史重构而来的,但基于这些文稿的比较方法以及文献分析研究可以使我们有所收获,其中甚至包括伊斯兰早期医生的相关内容。阿拉伯医学初期的另一个特征涉及基督教医生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问题,他们聚在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身边,地位远高于穆斯林医生。诸多文献翻译(主要是将古希腊文和叙利亚文译成阿拉伯文)和为数众多的原创科学论著均归功于这些基督教医生。而这些频繁的活动也引起了医生间的嫉妒之心和诡计谋算。这些医生中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āq)最负盛名,他的传记便是极为精彩的例证。

从希腊到中国——全球视野下东西方医学史对话

应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和南京大学闵凡祥教授的邀请,我有幸担任《医疗社会史研究·东西互鉴与古代医学的“起源”》专辑的特邀主编。两位教授给予我充分的信任,让我能够自由邀请关于各个文明的最优秀的学者。此次合作源于我和我的中国学生杨李琼的一次交谈。她来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由弗洛伦斯·布莱特-埃斯塔波勒(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教授((1))和我共同指导,该研究计划属于法国索邦大学共同体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署的合作项目,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致力于探讨“古代希腊医学和中医学中环境和疾病的关系:比较研究《希波克拉底文集》和《黄帝内经》”。

印度医学中的概念和实践——以《妙闻集》和《遮罗迦集》为例

印度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医学体系:起源于印度远古时期的阿育吠陀(又名“生命吠陀”),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与希腊医学的一些交流,公元初期起源自泰米尔纳德邦(Tamilnādu)的悉达医学体系(siddha)。最古老的当属阿育吠陀,文献几乎全部用梵语写成。吠陀文献基本上是宗教性质的,在这些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解剖及医学词汇,并论述了关于人体体质的理论观念,尤其是关于宇宙及人体原质连续相关性的想法。公元前后,两本伟大的医学专著——《妙闻集》(Susruta-Samhitā)和《遮罗迦集》(Caraka-Samhitā)论证了古代阿育吠陀。这两部文献是观察和理论相结合形成的医疗活动成果。此外,还提出了一种认识论,以供医生使用。本文将先介绍印度医学史,并针对以下主题介绍这两部著作中的观念:第一,关于身体和人体构成的概念,这些概念是同时期形成的数论(Samkhya)和胜论(Vaisesika)哲学体系在医学上的体现;第二,关于三元素的生理学理论,即风、痰、胆,医生认为这三种元素与健康和疾病状态相关;第三,在文化和宗教背景下的医学认识论和伦理学。

传统与创新:医学在埃及的起源与演变

埃及医学以其古老和卓越著称,那么,埃及医学是否曾对西方医学产生过影响呢?若答案是肯定的,它又是在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对西方医学产生影响的呢?公元前332年,当希波克拉底开创的古希腊医学随着亚历山大征服被带入埃及时又发生了什么?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首先将对埃及、希腊医学文书记载和尼罗河流域、希腊国家的医学实践进行比较。随后,除了那些使得亚历山大里亚医学学派称为典范并长期无法被超越的文献外,我们将考察不断从埃及的沙砾中出土的希腊纸草文献(公元前4世纪或前3世纪至7世纪)以及其他一些考古所得资料。

古巴比伦医学起源新解

由于巫术在医学和治疗中不甚明确的作用,人们对巴比伦医学的起源知之甚少。主要有两种职业会对疾病进行治疗:“巫师”(āsipu,exorcist)和“医生”(asu,physician),这两种职业都有各自的治疗策略,包括咒语和医疗处方。公元前第2千纪最早的证据表明,这两种互补的治疗方法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到公元前第1千纪,巫师和医生治疗行为的区别却开始变得模糊,巫师所接受的训练往往包含医学知识,而医生的处方经常包含咒语。然而,最近出版的有关巫术(āsipūtu)和医术(asutu)的楔形文献表明,各类治疗方法代表了独立的学科,在各自特殊的治疗理论下使用咒语或处方。例如,巫术疗法采用诸如熏蒸之类的仪式,但避免使用医疗处方,而医学疗法则使用非巫术性质的咒语,这些咒语实质上是对疾病起源或由自然事件引起的疾病的病因学解释。这种情况表明,即使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都包括诊断和预后,任何医者在治疗病人时都可以自由研究或加以运用。

希波克拉底与西方医学技艺的诞生

本文分析了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腊医学史,那时出现了第一批希腊医生撰写的著作,并以“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之名流传于世。在这一时期,医学尚属于“技艺”(technè)范畴,“technè”一词涵盖了技艺和科学这两个在当时不可分割的概念。当时的医生已不再满足于描述疾病、预测疾病发展和提出治疗方式,他们开始自我反思医学的目的和方法,以及其在技艺和科学领域所处的位置。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在古希腊掀起了一场涉及所有领域的激烈的知识碰撞。本文将把该阶段医学文献的蓬勃发展置于这一背景之下,来展示医生提出的问题的多样性、人们参与论战的活跃性以及产生的各种或对立或趋同的答案。例如,气候和体液平衡在合理解释疾病中的作用,或医生正确解读体征的重要性,以便了解疾病的性质,预测疾病的发展,更好地进行治疗。希波克拉底医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对医生在社会中的作用的高度认识,即为患者保密以及永远以“提供帮助,至少不伤害”作为医疗行为的指导前提。

希腊理论与叙利亚—阿拉伯实践之间的亚美尼亚医学(5~15世纪)

本文旨在呈现长达十个世纪的亚美尼亚医学史梗概,从人类体质理性理论的形成,到医药或相关文本的早期译文(7~10世纪),再到最初的一些实际应用。它们最初在幼发拉底行省,12~14世纪在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得到应用,这得益于阿拉伯医学,它们常由叙利亚中间人传播。由此可以看出这段时期的亚美尼亚医学史包含两大重要时期。第一个阶段(5~9世纪)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作者们是想要将世界的运作和人体组织之间的关系系统化(四体液、四元素、四个年龄阶段)的理论家。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文本有亚美尼亚医疗《选集》(l’Anthologie)和《四体液和里拉琴四琴弦论集》(Traitésur les quatre humeurs et les quatre cordes de la lyre),这标志着“关于人的研究”和基督论的融合。在第二个阶段(10~15世纪),有幼发拉底行省和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的作者去叙利亚—阿拉伯医学院学习。这些人之后成为想要治疗疾病的医生,用通俗的语言写作。他们所写的书籍只是一些概要,必须置于当时的科学和制度环境来理解。那时,亚美尼亚的天主教大教长(“穷人的保护者”)扮演着真正的“公共援助大臣”的角色。由他委托撰写的文集实则是一本流行病学手册,却被不恰当地称为《发热安慰剂》(Consolation des fièvres)。这部作品贯穿了整个匿名文献的兴旺发展时期(药典、医疗占星术),有一些手册间接参考了这本文献,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被发觉。

从阿斯克勒庇俄斯到埃斯库拉庇乌斯:罗马的医学与医生

公元前3世纪初,从埃皮达鲁斯(Epidaure)出发的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épios)的蛇降落在罗马台伯岛。在这一传奇事件之后,岛上建立了一座神庙,供奉着此后以拉丁文埃斯库拉庇乌斯(Esculape)命名的神。这个故事标志着希腊医学和医生在罗马社会迅速占据主导地位的开始。就像技艺和科学一样,罗马开始了对希腊医学的文化适应过程,尽管形式不同,却是同一文化交融的一部分。仅举例而言,这一文化交融还建立了拉丁哲学或史诗。这种融合源于科学理性的希腊医学与罗马本土医学之间的相遇,罗马本土医学是由传统和经验药方组成的,往往带有迷信和巫术色彩,就像我们从老加图和老普林尼处所知道的那样。凯尔苏斯的《医术》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拉丁医学著作。这部专著与《希波克拉底文集》和盖伦的巨作构成了古代医学的三大巨作。在一种精巧的文学形式下,凯尔苏斯表现出与希腊模式背后的拉丁文学作品同样明显的意大利特色。紧接在凯尔苏斯之后,斯克利波尼乌斯·拉尔古斯的《药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拉丁医学文献打破了这种独特融合,一些作家几乎完全借鉴了老普林尼流传下来的民间药方,如马塞勒斯·恩丕里柯(Marcellus Empiricus)和加尔吉留斯·马尔古利斯(Gargilius Martialis);而另一些作家则完全遵循希腊医学传统,如卡修斯·菲利克斯(Cassius Felix)和塞利乌斯·奥雷利安努斯(Caelius Aurelianus)。

西方古代医学的巅峰:盖伦及其医学体系的建立

在生物医学、免疫疗法和纳米机器人学兴起之际,当代读者通过阅读2世纪希腊医生盖伦的著作,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本文通过研究盖伦在医学和哲学领域的双重训练和学说,并考察他从在帕加马担任角斗士的医生,到在罗马担任御医的从医生涯,试图了解盖伦如何通过其著作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医学体系。在近15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这一医学体系是东(今中东和近东地区)西方医学领域不可撼动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