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的观人之道

《群书治要》的观人之道体现在观言、观事、观行、观友、观德、观佞、观心、观诚八个方面。观言,就是要观察一个人的言语;观事,就是要看一个人所做的具体事情以及如何去做;观行,就是要明察一个人的正邪;观友,就是要观一个人结交的朋友;观德,就是要观一个人的德行;观佞,就是要辨别出哪些是奸佞小人,以便远离这些人;观心,就是要观察一个人是否有仁爱、恻隐、同情之心;观诚,就是要依照事物所呈现的面目进行全面观察。

《群书治要》的得人之道

自古谓千金易得,人才难求。识别并求得自己所希冀的人才,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群书治要》一书的得人之道可以概括为以善感人、以礼敬人、以富安人、以公待人、以诚动人、以德教人、以道成人等七个方面。这为我们在得人方面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方法和原则,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借鉴。

《群书治要》的国家治理思想初探

《群书治要》是唐初魏征等人编撰的一部供唐太宗治理国家资以借鉴警示的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治国思想和理念,彰显了古人安邦治国的大智慧,对当今治国理政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

《群书治要》论用人大忌

用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用人得当与否,直接攸关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社会民心的和谐安定。借鉴《群书治要》用人七忌:即用贤而疑、求全责备、能不当官、德不当位功不当禄、偏信壅塞、妒贤畏能、已树而择,无疑对当今领导者知晓用人大忌,留住人才,避免失误,可提供宝贵经验。

由禅入礼:茶在教寺中的应用与实践

教寺中的茶实际是对社会和禅寺中已然普遍流行的茶礼的双重吸收和利用,与禅门茶礼相比并不具有超越的宗教性意义。从现实应用来看,教寺对禅门茶礼的借鉴建基在教宗的核心教义及其日常修持之上,所承载和传达的更多是礼的精神而非超验的宗教精神,剥落了禅门茶礼背后作为“微妙法门”的祖师禅的附着,高扬的是茶礼在行为规范上的制度性价值。

谁之禅?何种味?——对“禅茶一味”的哲学反思

重新理解禅茶一味的路径在于,把禅茶一味不独置于禅宗发展的历史中去理会,更要将其置于南北宗禅——尤其是南宗禅的不同宗风之演变——的比较中去理会。禅茶一味所负载的思想,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语境内,也即要在禅与茶发生关系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去把握其形成的现实脉络和思想脉络。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脉络,“禅茶一味”就必然没有真实的意涵。这种笼统而模糊的说法不仅遗落了禅对超越和绝对的思考之宗教性,遮蔽了人们藉由禅而“见性成佛道”的真实义;同时也将这种建基于个人参悟之上的独特体验普遍化为对人生和生活的一般性的感慨,并将其不加分别地用于饮茶的各种场合,消解了其背后的严肃性和深刻性。

《祖堂集》与禅茶文化

《祖堂集》在中国佛教史尤其是禅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对早期南宗禅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其中关于禅茶的记载多为后世“传灯录”等文献所引用,亦保存了不少后世稀见的早期禅茶史料,对研究禅茶文化的早期形态以及茶在禅门中的功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视角。《祖堂集》所保存的关于禅茶的早期资料和记载,并没有经过文人式的刻意增删润饰,仍是立意于宗门之中,无疑能使人对当时的禅茶文化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尤其是对于研究禅茶文化在唐宋之际发生的转变,也可以提供丰富而珍贵的史料支撑和思想佐证。

谁之教诲,何种方式?——对孔子及《论语》的一种哲学解释

施特劳斯通过揭示隐藏在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中显白教诲与隐微教诲的写作方式问题,展开了对古典哲人及其哲学的双重理解和深入阐释,并将此视为理解古典哲人和阅读古典哲学的重要原则。参考并借鉴其隐显二重说的解经原则来理解孔子与《论语》,在于提供一种比较视域下的观照与反思,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下,何以只有一种显白教诲的孔子及其学说,在后世被不断而又不可避免地以隐微教诲的方式予以解读和阐释。同时指出,只有回归到作为古代哲人安身立命与济世化民的生活方式那里,并将孔子弟子纳入与孔子一致的文化传统的视野,才能获知孔子本人做出的真实教诲及其意图,并以此真正理解作为哲人的孔子及有双重教诲性质的《论语》。

性别与政治:茶在西方世界的隐喻和象征

茶在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借助西方文化的背景,逐渐具有了性别和符号的意蕴,茶在西化中获得了道德和政治双重视域下的隐喻和象征。从道德层面来说,西方茶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彰显了特定贵族阶层女性身份的主体地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裹挟了对普通女性的片面道德责难;从政治层面来说,茶被赋予的革命化色彩又相对客观地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争取自由和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诉求之环境。这两者交织在一起,为人们理解西方世界中的茶提供了一个不无裨益的参照点。

一多不分: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人”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相较于一多二元的西方文化而言就是一多不分。一多不分的“一”,是“道”,是人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浑然而一,体现在自然及万事万物与人之间相通、互变、不断裂的延续和互系;“多”则指的是互系不分的万物及其呈现出的多样性。“一”与“多”不是截然相对的关系,“道”或“一”不是在“多”之外的独立存在,而是内在于“多”之中,因而是一多不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万事万物都是谐和共生的,彼此之间是一种互系的关系,一生万物,万物复归于一,是天人合一;不存在西方一多二元对立,由超绝于人的经验之上的作为“一”的造物主决定作为“多”的互相孤立和不联系的个体的单线、单向联系。

僭越与非礼——论季氏八佾舞于庭

鲁国卿大夫季平子八佾舞于庭作为非礼之举,指的是对内祭周公用大尝禘礼的天子之礼的僭越。大尝禘礼,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季平子所为既违背了公庙不得设于家的礼制,亦在佾舞礼"数"方面僭用了天子规制。从武舞角度而言,季氏僭越之处在于对"朱干玉戚"这一乐"器""设锡";从文舞的角度而言,其僭越之处则在于"羽数"不用四佾而用八。季氏的双重僭越既受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影响,亦与鲁有天子礼乐的历史因素密不可分。

革故鼎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革故鼎新,源出于儒家经典《周易》的《革》卦与《鼎》卦,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根据《周易》,《革》排在《鼎》之前,《井》之后,“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可见三个卦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周易·序卦》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自其表面观之,革、鼎指的是除旧布新,改革进取;究其本质而言.

《典语》政治伦理思想探究

《典语》作为《群书治要》中的一篇，初旨乃在“本求治要”，“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所以，它所体现的目的乃在于“鉴于往事，资治于有道”（宋神宗语），因此，政治性是其最突出之特点。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

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

巫圣之间:周公形象的历史迁变

周公对传统儒家礼乐文化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但这种毋庸赘言并不是做一笼统的断语,使人不必做进一步的了解。事实上,人们谈起周公,除了沿袭已久的周公解梦之外,大概就是孔子＂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那般对周公无以复加的向往。前者流传至今大概与周公作为巫者占卜王事有关，而后者则被一些学人视为周孔之道的一种隐秘表达，其背后所折射的正是周公在历史上的不同形象。

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现在，我们有法规制度不够健全、不够完善的问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的法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不畏浮云遮望眼

我引用宋代王安石的一首诗：“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闻鸡起舞,登高望远,撸起袖子加油干,继续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进发,继续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发,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儒法并用,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才能相得益彰。这是因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

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出处】（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原典】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树立必胜信念、知难而进，注意发现和研究解决新问题，不能因有困难而不为、因有风险而躲避、因有阵痛而不前，坚定不移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