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育不仅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对就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劳动收入水平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而减弱,且对高学历女性和城镇女性劳动力市场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大,生育对女性就业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老年父母的照料支持以及公共幼教资源的可获得性有助于缓解生育对女性就业的不利影响。

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女性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及其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的增长、家庭同住人数的增多和居住地为中、西部地区对女性生育二孩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初育年龄的推迟、家庭收入的增加、居住地为城镇等因素会抑制其生育二孩的概率;生育二孩会导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15%左右,具体而言,生育二孩会明显降低女性受雇的概率,但对其创业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且对低教育水平群体、低收入家庭和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机制分析表明,生育二孩增加了女性的家务负担和儿童照管责任,进而对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抑制作用,而利用隔代照管和托幼机构照管等方式有助于缓解生育二孩对女性劳动供给的不利影响。

学龄前儿童照管方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将机构照管和隔代照管两种儿童照管方式纳入到同一框架体系内,考察了学龄前儿童照管方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机构照管方式和隔代照管方式均会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尤其是隔代照管方式具有更强的正面促进作用。同时,本文还进一步探讨了不同女性群体的劳动供给受儿童照管方式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机构照管方式和隔代照管方式对高学历女性的劳动供给会产生更大的正向影响;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多,两种照管方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正面促进效果均有所减弱;隔代照管方式对城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机构照管方式对城镇女性劳动供给的正面影响显著大于农村女性;机构照管方式对与老人同住女性劳动供给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隔代照管方式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则不会因家庭结构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与父母同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同住父母通过协助料理家务与提供隔代照料等方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溢出效应”,而为同住父母提供照料帮助则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挤出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溢出效应”占优,即与父母同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托幼机构等幼教资源的可获得性会显著降低女性对多代同堂的依赖,但养老院等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中日性别工资差异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和2012年日本家庭调查数据(KHPS2012),对中日两国的性别工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日两国的劳动力市场中都存在着性别工资差异的现象,尤其是日本的性别工资差异更大;中日两国的性别工资差异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表现为逐渐扩大的趋势;结婚和生育是导致性别工资差异扩大的重要因素。本文对中日两国性别工资差异进一步采用Oaxaca分解,结果表明:歧视是造成中日两国性别工资差异的主要原因,但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却有所不同。行业因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歧视程度的影响最大;对日本劳动力市场来说,歧视主要是由于工作年限带给男性的工资回报率远远高于女性引起的。此外,各分位点上的性别工资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在中国,相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低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异更大,并且受到的歧视更严重;而日本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异较大,且受到的歧视较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