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典章与改制精神——论康有为“今古学”说之立意

康有为对“今古学”理论的理解与应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其思想关怀的转变而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内涵。写作《教学通义》时期的康有为并未转向今文学派,他虽说接受了廖平“一变”时期的“今古学”观念,但因其将“今古学”视作两种礼制体系,故仅将“今古学”作为可以参考的历史材料。至“二变”时期,廖平宣扬今文学的改制大义,方才令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将“今古学”提升为至关重要的学术问题。但廖平旨在存真,康有为旨在去伪;廖平意求孔子所改具体制度,康有为意求经典背后的改制精神,实截然对立。至于后期,康有为更将“今古学”理解为极为泛化的思想正统性问题,虽借“今文学”之名,实已不切实关注任何具体的今文经文本。

经分今古与立学官私——常州学派构筑“今古文学”观的两条路径

清代常州学派中,最早重视“今古文学之争”这一事件的是刘逢禄、宋翔凤二人。他们分别从“今古文经之别”与“官私之别”两个角度,构筑了两种理解汉代“今古文学之争”事件的路线。刘逢禄指出,汉代经学史是围绕着今古文经之争展开的,其中古文经是古文学家为了批驳今文经而篡改的史学著作,而真正传承孔子之意的唯有今文经学。宋翔凤则以另一路径建构今古文学,认为二者出于官私之别,官私的背景令二者分别取法孔子与周公,而由于汉代所有经学均有官私之分,“今古文学”就成为可以解释两汉所有经学争议的重要框架。这两条路径分别奠定了后世对“今古文学”的基本认识,晚清学者所强调的今古文经文字之别、真伪之别、经史之别、官私之别、周孔之别,均发于刘、宋二人之滥觞。

化用与瓦解——论章刘古文学立场与今文学派的关系

章太炎、刘师培所建立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古文学者的立场亦往往存在暧昧、游移。章太炎的古文学是在与常州今文学的对话中建立的,其早期主要回应刘逢禄对古文不言大义的批判,努力调和春秋三传,论证《左传》亦传素王大义;中期接受“六经皆史”之说,以今古文经皆为良史;后期坦然接受刘逢禄对古文为史学的论断,擅“尊史”为古文专长。刘师培与今文学的关联更为暧昧,其早期始终试图调和今古,与今文学家亦关系良好;中期因章太炎之力劝,方才信古非今;后期在廖平影响下重新以地理疆域为视角调和今古。而古文后学因对实证史学的追求,更罕言今古之辨,走向瓦解今古之争的道路。

礼制与今古——陈立、邵懿辰影响下的廖平思想

廖平前三变的经学均有着深厚的清学背景,陈立与邵懿辰的理论正是廖平建构“今古学”体系的两大重要支柱。廖平第一变时期以礼制区分今古出于陈立的影响,只是廖平将陈立强调的殷周礼制之别转化为了《周礼》《王制》典籍之别。廖平第二变时期以真伪区分今古的做法完全基于邵懿辰的理论,只是廖平以今古学对立的框架将邵懿辰的“六经完备说”改造成了“今学完备说”。廖平第三变时期强调今古的小大统之别,看似摆脱了陈立、邵懿辰的影响,实则其学说中仍余留了大量陈、邵对礼制问题的认识。

不朽与有朽的冲突——亚里士多德灵魂论背景下的两种幸福论述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与第十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包容论与排他论两种截然对立的幸福观,如何调和二者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大关键问题。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点切入,可发现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不朽的神性灵魂与有朽的属人灵魂,前者高贵而难以运用于日常,后者平庸却泛用于人的生活。正是两种灵魂功能上的张力导致了两种幸福观的对立。不朽的神性灵魂因为最为高贵,属于它的沉思活动最为符合“幸福”的定义,因而亚里士多德在第十卷提出的“完善幸福”仅需要沉思。但是,人作为不朽与有朽的混合存在,又不可能在生活中缺少属人的政治生活,因而亚里士多德又在第一卷中提出了同时需要沉思与政治的“在世幸福”。就此而言,“完善幸福”是就纯定义而言最切合作为“最高善”的幸福概念,“在世幸福”更能表现在世的人所实际应当追求的幸福。

荀学礼本论--荀子礼论考三则

荀子后王论、天论、性恶论的理论依据与旨归均以礼作为根本。法后王并不意味着顺应时事,史料可征的先王皆可为荀子取法的对象;荀子的天论并非唯物主义式的宇宙论,荀子之天仍有道德、主宰的意涵;荀子的性恶亦未从形而上层面否定孟子性善论,而是在自然状态意义上否定了人具有向善的倾向。荀子提出法后王、天论和性恶论的目的均不在于批判旧有的哲学观念,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体系,而是为了纠正思孟学派等前儒空谈心性之谬,重新确立礼的重要意义,为切实地恢复先王礼制提供可能。

论《周南》《召南》为周初淮汉诸姬所作

《诗经》之“二南”当成篇于周初,为封于淮汉之姬姓贵族所作。“二南”中南北名物皆有出现,证之周公南征、封建诸姬故事,则唯淮汉宗室因长于北方、封于南方,方才可能具有北方记忆的同时,多写南方风物。从历史地理角度而言,“二南”亦仅可能作于周初,西周晚期乃至东周时荆楚不附、鲜封南土,“二南”如作于此时,不得列于国风之首。而毛诗师法隐然视“二南”为武王、成王时诗,亦可证“二南”作于周初。最后,“二南”诗作在题材上具有偃武修文性质,多言夫妇嫁娶之事,亦与周初天下初定之社会背景可以相合。

鄭玄禮學中衣、裼衣辨

三禮禮服體系中,中衣、裼衣之關係素爲禮家争論,後世學者或以二者爲同時穿著的兩層衣物,或以二者爲同物異名。本文旨在澄清鄭玄確定中衣、裼衣關係的思路,認爲鄭玄在《玉藻注》中將二者均視爲著于裘葛、上衣之間之服,但又將明確以是否著裘爲標準區分二者。中衣、裼衣的穿著原則並不相同,中衣須與上服材質相稱,謹守“以帛裏布,非禮也”之律;裼衣重在與裘相稱,並于“裼禮”有見美之效,可以絲帛爲之。

《汉书》所谓“兵形势”考——以对《尉缭子》的分析为中心

《尉缭子》并不似前人所想那样关注用兵之法,而是以讨论如何建立强大军队为主要目的。因此,《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兵形势”需要被重新考虑,它对“兵形势”的描述并不指如何指挥军队,而是指如何建立一支机动性强大的部队。从这一意义上,以《尉缭子》为代表的“兵形势”家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权谋”家构成了显著的差异。

秩序与历史:沃格林的历史多元论与秩序解读法

沃格林在《秩序与历史》中以“存在的飞跃”为主线,建立了一套能够揭示秩序如何在诸文明中演进的思辨历史哲学。他认为,对存在领会的突破构成了文明史的关键线索,但这一线索并非单线化、西方中心主义的,而是一种克服“历史创生论”、突出各类精神突进进程复杂性的框架。这一对历史秩序网状结构的叙事基于沃格林对历史书写的独到见解,他将历史编纂本身看作发现人性历史维度的重大事件,因而历史写作自当努力阐明人作为居间的存在不断在存在之流中挣扎的过程。而为了以一种更能展现历史厚度的方式贴近史料,沃格林摆脱了黑格尔以降用僵化概念解读史料的方法,他将史料看作与当时的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活生生的符号,极力还原当时之人对于存在秩序的体验,试图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史料的涵义。由此,沃格林通过体察诸多文明形态各异的秩序理解,彰显了历史的展开将何以可能。

皮弁之服用帛用布考——兼论礼服用色的吉凶、尊卑原则

礼经之学中,皮弁服衣裳用料问题历来争论不休。通过对三礼中服饰用色尊卑的考察,可以证明士大夫的皮弁衣应用布不用帛。而郑玄在《玉藻注》与《聘礼注》中将《玉藻》的国君“狐白裘锦衣”与君子“麛裘绞衣”均视为皮弁之服,则可以证明国君皮弁与士大夫异制,当以丝衣为之,唯于凶荒之时用布。此外,不论基于尊卑体系的考虑,还是基于《史记》等文献的旁证,君臣皮弁之裳当用布。通过这一考释,不仅能确证皮弁之制,亦可由此发现礼经中以尊卑、吉凶定衣服用色的原则,从而提出三礼中衣服制度的制作依据。

李若晖新著《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评介

李若晖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商务印书馆,2020年)一书,试图深入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探讨到底何谓中国哲学。作者紧紧围绕如何从历史政制回溯中国思想的问题,强调中国哲学绝非"哲学在中国",研究者应当立足于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观念,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结构,为学界提供"复数的"哲学。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根植于若干重要哲学观念之上,而为近代历史所型塑的中国哲学及相关研究则刻意寻找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的对应门类.

中国哲学的政制之维——《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研讨会纪要

七位专家学者对《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一书进行研讨,并与作者互动。专家认为,作者李若晖对中国哲学的本身特点进行了细致考察,为如何以更贴近古典本身的方式理解中国哲学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使与会学者对于近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以及中国哲学应当走向何处产生了较多反思;本书对于古典哲学与政制的逻辑框架设计精巧,体现了作者贯通形上与形下的旨意。另外,作者对五服、昭穆制的新解打破了许多传统的礼制认识,值得学者关注。最后,作者不求对古典哲学"借尸还魂",而求阐发古典哲学的本来面貌,这一态度构成了该书的深层立意指归。该书立体地展现了中国古典思想的多个面向,该书通过对于古典文献的细节考辨,对于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之间的关联多有新阐。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子张曾问孔子如何求禄。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禄在其中矣。”“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是说人应当多聆听，少言语，因为如此，人就能够少犯错误，从而取得厚禄。

明清文化变局的经学、科举根源——评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

在《经学·科举·文化史:艾尔曼自选集》一书中,艾尔曼揭示了自身研究经学、科举问题的文化史取向。艾尔曼通过自身"语境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审视中国经学学术范式的变化与科举主题、内容的转向,发现考据学的流行消解了宋明理学塑造的意识形态,从而促成了清代学者的思想解放与科学意识;科举作为塑造文化精英价值认同的制度,其主题变迁也表明了清代主流话语逐渐遭到解构,而科举的取消意味着帝国意识形态的瓦解。最终,艾尔曼对儒学的意义重新加以反思,认为它也参与到了中国复杂的"古今之变"之中,儒学的变迁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