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王李璘起兵事发微

本文从唐玄宗为平定安史之乱所作的战略部署,以及永王李璘在这一部署中的地位、玄宗与肃宗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李璘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李璘起兵的必然结局及其影响诸方面,论证了永王璘起兵是安史之乱前期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真实反映。

《唐鉴》成因及其史学地位探析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热潮为《唐鉴》的撰写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氛围,热潮中涌现的一批唐史著作为《唐鉴》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者扎实的知识积累是《唐鉴》得以撰成的基本保障,参与编修《资治通鉴》并与主编司马光发生意见分歧是范祖禹决定撰写《唐鉴》的直接原因。突出的鉴戒思想、浓厚的史评色彩、独特的编纂体例、精辟的论断以及封建正统思想是《唐鉴》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亲睐的重要原因。

唐、五代女性诗歌的传播方式

通过研读唐五代女性诗歌,发现其传播方式有:石刻———女皇帝、皇后女性意识的流露;驿壁屏风———公主的控诉;袍、树叶、金锁———宫女的愿望;燕足、石壁、写真———弃妇的哀怨;龟形———征妇的渴望;寺壁、观壁———勇敢女子宣言;红绡帕———“疯女人”行动;青楼妓馆的墙壁———妓女的心声。

佛教与民间五通神信仰

五通神是一个常见于古代通俗小说中的形象。但它不是出自故事家的杜撰,而是长期在江南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民间信仰。该神其实原属外来之物,本出自佛门,与佛家所讲的“五通”密切相关。早在南北朝时,五通仙之说就已有流传。民间五通的流行,或许是起于唐代。宋时民间还流行具有五通神力成为五通仙,就可以长生不死的观念。五通神也是一路胡作非为的邪神,它从来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属于不折不扣的所谓“淫祀”,并且还曾受到过官府的沉重打击。一些有胆识有作为的地方官吏,对当地的五通信仰屡屡禁止。佛教在民间的传播也是一个民间化的过程,考察五通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论清代的太谷教——从《老残游记》谈起

太谷教是清代中后期颇具影响的民间宗教。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涉及该教的记载零碎且片面，而其自身的文献又多散佚，以致长期以来，该教流传的史实及相关教义，几近湮灭，知者寥寥。以晚清小说《老残游记》切入，对太谷教创立、发展及传承，加以考述，可廓清其历史演化轨迹。尤其是就学术界颇存歧见的属性及相关问题。

清雍正《陕西通志·经籍》著录文集订误

清雍正年间刘於义等修、沈青崖等纂《陕西通志》100卷。第75卷《经籍志》收载总集别集400余种,但多有讹误。既有作者之误,又有籍贯差错,既有时代之误,又有书名及义例之错。方志的修纂水平比之御制之类的官修书有明显差距,其中舛讹更加普遍。故方志材料的引用应慎而又慎。

唐五代女性诗歌的传播方式

通过研读唐五代女性诗歌,我们发现其传播方式有石刻——女皇帝、皇后的女性意识的流露;驿壁屏风——公主的控诉;袍、树叶、金锁——宫女的愿望;燕足、石壁、写真——弃妇的哀怨;龟形——征妇的渴望;寺壁、观壁——勇敢女子宣言;红绡帕——“疯女人”的行动;青楼妓馆的墙壁——妓女的心声。

文献学视野下的明清学术

明清二代具有截然不同的学术特性,以传统文献学的若干主要方面考察比较,差异明显,勿庸置辩。明清最高统治者一为中原汉族,一为边疆少数民族,依中国历史通常所见及一般认识:汉族文化高于少数民族,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统治之后,往往接受汉文化乃至终为同化,因此明清之别尤值得探究。其原因除前人所述学术自身演进变化之外,不能忽视蒙元影响及其造成的朱明胡化因素,另二代宫廷教育及由此形成的帝王修养的差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献学领域反观学术史及一定时段历史发展,或可有所启发和增加新的认识。

从明清方志看大同社会文化特征的变迁

古代大同地区曾相继撰修数十部地方志,现存24部,其中明清方志21部。现存明清方志反映出该时期大同地区的社会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社会发展体现出"重武轻文"到"偃武修文"的趋势;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落后,但工矿业有了相当程度的开发;三、文化教育发展呈现出"武强文衰"的畸形发展状态。究其原因,首先与大同地区长期战争频发历史现实密切相关,其次与本地的社会传统有一定关联。

《牧斋初学集》补遗一则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最早的传本为明未钱氏门人瞿武耜刻本。然此明刻本以及源于此本的清初钱曾笺注本(仅诗20卷)、宣统二年邃汉斋排印本、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明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钱仲联标校本在卷1《临淮田舍题壁赠王鹤年》诗末句“生取”下均脱去四字。近读潘重规著《钱谦益投笔集校本》(1973年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附《王烟客手钞钱谦益初学集考》。

电弧炉冶炼过程触断电极故障的处理

分析电弧炉触断电极的主要原因,结合实例介绍故障处理方法。

《北史》勘误一则

《北史》卷83《王褒传》:“梁元帝嗣位,褒有旧,召拜吏部尚书、右仆射,仍迁左丞,兼参掌。”此句扦格难通。张森楷《南北史校勘记》云:“左丞位卑,非仆射所得迁。且‘兼参掌’三字文谊亦未足,此文盖有脱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引张氏校语,按云:“《周书》‘右仆射’作‘左仆射’,无‘仍迁左丞兼参掌’七字。《通志》卷176《王褒传》‘参掌’下有‘制诰’二字。疑《北史》原文当作‘召拜吏部尚书、右仆射,仍迁左,兼参掌制诰’,‘丞’是衍文,又脱‘制诰’二字。”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陕西地名及陕情记载

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历中国时曾行经陕西,在他的《游记》中翔实地记述了沿途的见闻。然而《马可波罗游记》的诸汉译本,包括最有影响的冯承钧译本(1936年商务版,以下称冯译本,引此本者只注页数)

说五显灵官和华光天王

五显是始见于宋代民间的一路神道,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曾广为流传。华光是佛家的一位菩萨,时见于佛典之中。在流传过程中,其面目均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明代以来,二者合流,成为民间通俗文学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形象。其流传和变化涉及到宗教、民间信仰以及民间通俗文学的多重作用,这对于认识相关问题或许不无启迪。

释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墓志

日前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入藏一批新近发现颇有价值的唐代墓志拓片,[1]鉴于志主的特殊身份地位,高祖太子李建成及妃郑观音志无疑为其中最为引人注意者。余有幸得以目见二志,兹逻录志文于此并就有关史事略考于次。一《大唐故息隐王墓志》（《李建成墓志》）（一）概况有盖。志盖篆文3行,行3字:大唐故息王墓志之铭。志宽高俱51cm。6行,行9字,共55字,隶书。（二）录文大唐故息隐王墓志王讳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薨于京师。粤以/贞/观二年岁次戊子正/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雍州长安县之高/阳原。

古小说与新材料——从《太平广记》谈起

古代史研究,需要新材料,而新材料的获取,往往依赖于考古发现。本文认为,如能转变视角,对于已往不为人重视的传世非传统史料文献,进行深入开掘,善加利用,可以化旧为新,开拓出更为丰富的史料来源。本文以《太平广记》为例,分析论述古小说类材料的撷取和使用方法,并提出采择这类材料研究史实的若干要点。

唐《裴匠墓志》考

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新近入藏唐墓志拓本中,有《裴匠墓志铭》一篇,其文不无可考者,因以为文谨求正于方家。兹先迻录志文于次。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太仆少卿兼慈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序从孙将仕郎前守监察御史赐口口鱼袋次元撰贞元十七年二月三日,有唐慈州刺史河东裴公终于位,春秋六十一。以/其年十一月十四日,季弟昭应县尉匣口口君之柩,归葬于京师万年县神/禾乡之毕原,从先茔,礼也。公讳匠,字真卿,河东人闻喜人也。曾祖陟,皇滑/州司马;司马生赠司空纪;司空生皇考密州诸城县丞婴;

唐李谨行墓周圆环状壕沟蠡测——也谈“乾陵怪圈”

2006年陕西省文物修复中心秦建明先生偶然从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航空拍摄照片上发现,乾陵附近有一巨型圆环,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关注。中央电视台为此制作了专题节目,于2008年1月29日至31日在《走近科学》栏目中以《破解乾陵怪圈》(以下省称《怪圈》)为名播出后,更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短短的三个月,仅互联网上相关的网页就达数万篇[1]。这一圆环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与乾陵有何关系,学术界已经有多种见解(见《怪圈》),众说纷纭,但尚无定论,故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是以不揣寡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王绩首次出仕与退隐事补说

初唐诗杰王绩的生平,时贤屡有考论,尤以韩理洲《王绩生平求是》~①一文为详,诸说几已成定谳,多为研究者所承用。然于王绩首次出仕及退隐年月,其说似不无疑窦,因陈管见,以就教于当世方家。关于王绩首次出仕时间,其友吕才《王无功文集序》~②云:“大业末,应孝悌廉洁举,射策高第,除秘书正字。”然此说与下纪事明显扞格,故两《唐书》本传皆未之取,而将其事改系在“大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