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办官到计议官——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考略

为应对军政形势的剧烈变动,南宋朝廷增设了枢密院属官——干办官,以协助处理军政事务,随后改为计议官,这预示着宋廷赋予了计议官更为重要的机速、赏功之责。计议官不仅负责措置战争所需、宣谕抚定地方,而且有监察地方军政的职能。计议官来源广泛,往往是军政才能突出的吏干之才。虽是临时差遣级别较低的朝官,但计议官代表宋廷出使,颇有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效。其作为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虽是临时、权变的设置,却在南宋初年发挥了重要的军政作用。

两宋之交赵构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及其政治遗产

两宋之交,大元帅府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建立并发展起来。大元帅府以帅府集团为核心力量,以檄书等文书形式为军政运行的载体。帅府集团随着军政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渐次形成,文、武、侧近等三类人群相互交织,却难有号召勤王力量的实权人物。大元帅府的军政运行,力图突出赵构的核心地位,以便运转更迅速、有效,但往往因受制于各种因素,军政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为南宋政权留下了重要政治遗产。南宋初年宰执更迭、武将受控、近习干政、御前统军等诸多政治现象,往往可追溯至大元帅府时期的统军思路及军政运行方式。

论唐宋时期澉浦镇的兴衰——以海盐产业为切入点

澉浦镇因其位于沿海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在唐代中期因防盗而设镇。随着唐宋之际地方行政制度的转型,澉浦镇的功能从防盗变为收税。以盐业经济为依托,自北宋以来,澉浦镇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以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鲍郎盐场的分立为标志,鲍郎盐场的萧条导致澉浦镇的迅速衰落。海盐产业的发展状况决定了澉浦镇的兴衰,而海盐产业的发展则系于行政体制能否适应国势变迁。随着两宋之际立国形势的变化,澉浦镇未能突破澉浦镇对上不独立、对下统辖权不明确的体制瓶颈,海盐产业渐趋萧条,其衰落的命运也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

“因时应变”与“遵用祖宗旧制”:金军南侵与靖康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整

金军第一次南侵时,钦宗朝廷建立了"亲征行营使司/守御使司-宣抚司体制"(简称"两司体制")。两司体制下,行营使司与宣抚司分别向钦宗负责,二者互不统属,明显影响了军政效率。原有中枢体制在军政决策及调度人马上仍发挥作用,牵制了两司体制的运行。随着金军退师,钦宗逐步罢废"两司体制",并试图恢复祖宗旧制——枢密院-三衙体制。但面对金军第二次南侵时,枢密院-三衙体制下宣抚使司"节制不专,议论不一",军政运行依然不畅。在金军再次围城之际,京城失陷,中央统军体制瘫痪。与此同时,钦宗于仓促间任命康王赵构为大元帅,并于十二月一日开大元帅府。大元帅府的建立,标志着钦宗末年新的中央统军体制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并且,事实上成为其后中央统军体制重建之前奏。

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试探

从中国古代战时中央军制的演变来看,南宋朝廷逐渐形成了较为固定、完善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这一体制以都督(视)府为主导,体现了中央派出军政机构的常态化。一方面,南宋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多种形式并存到都督(视)府为主导,历经北宋末年到南宋高、孝之际三十余年的探索。另一方面,南宋处于帝制后期中央强化对战时军政机构控驭的重要转折阶段,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合。南宋政权所建立的战时中央统军体制,有利于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派出军政机构的指挥、调动,但亦需面对如何处理好集权与效率的两难问题。

简论史部目录分类中“史评类”的成立

在中国古代史部分类中,"史评类"是史部分类中较晚出现的一个类目,从发明到普遍应用,历南宋而清代。南宋时,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创设"史评类"为标志,此一目录分类正式出现。元、明两代,目录学家虽间有采纳"史评类",却未受到普遍重视。直至清代,以《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为契机,"史评类"这一类目才被重新采纳并得到广泛认同。实际上,"史评类"的创设轨迹颇为复杂,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细节。从客观上看,史评类书籍达到一定数量当然是独立设类的必备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时人对史评类书籍所存有的喜好与偏见,以及各朝代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水平,直接影响到这一类目的存废。

《四库全书总目》之《三楚新录》辨证

《三楚新录》是一部收入四库全书史部载记类的五代史史料,四库馆臣所作提要对了解本书提供了难得的便利,但也存在诸多不准确处,而学界对此却少有论述。此书的通行版本有三卷本和一卷本,内容实无差别。今传《三楚新录》主要分为说郛本与古今说海本两个系统,而四库所据底本可能为说郛本。该书作者应是周羽冲,其生活年代至少可推至真宗朝。该书对于了解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三楚地区的历史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应值得重视。

洛阳含嘉仓铭砖官职补证

通过对洛阳含嘉仓1988年发掘简报中的铭砖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得出以下认识:其一,此次新出的"判官□"可能是州一级官员尹、少尹、别驾、长史、司马等,亦可能是判官司法参军之简称;其二,"监察"一职当为监察御史之简称,并结合《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的相关记载认为铭砖一的具体入仓年代大约为开元十九年;其三,结合两次发掘所得铭砖、文献记载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监察御史监管太仓是特殊情况,唐代大部分时间是以殿中侍御史具体监管太仓的。

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震华先生长期关注唐宋时期的政治史、军事史,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①其中,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问题是其着意钻研的课题之一。早在2001年,他便以"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 D. 875-1063)"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从宣到札:宋代枢密院主要军政文书的变化研究

宋初延续五代以来的传统,枢密院宣代表君主传宣重要军政命令,仍有一定的内朝属性。随着枢密院外朝化逐步完成,枢密院宣在官兵选任、军令传布方面应用愈广,但其重要性却趋于下降。大致宋太宗淳化元年,与中书门下札子对应的枢密院札子开始行用起来。宋仁宗以后,枢密院札子的重要性逐步提升,进而成为枢密院最为重要的军政文书。枢密院主要军政文书经历了从宣到札子、札子重于宣的变化过程。在军政运行中,这一转变得益于枢密院札子在处理各项激增的日常或紧急军政事务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顺应了宋廷统治的需要。这不仅有助于枢密院及时应对繁杂、急速的军政事务,也有助于皇权运作的强化。

南宋中央宿衛體系的再建與佈防格局的形成

在兩宋之際的變動中,由於軍隊構成及都城佈局的變化,南宋政權逐漸形成了不完全等同於北宋的中央宿衛體系。南宋初年,中央宿衛武力往往隨中央主力軍的編制調整而變化。建炎、紹興之交,中央宿衛體系的建設亦在進行之中。在繼承建炎年間皇城司與行宫禁衛所職能的基礎上,新組建的行在皇城司少有北宋皇城司伺察的職能,而兼有皇宫扈衛與制衡＂禁旅＂之職。紹興五年底,殿前司的重建速度加快,新成立的殿前司中軍逐漸成爲負責皇宫周圍宿衛的中堅力量。在不斷＂巡幸＂中,高宗逐步確定了臨安的行宫地位,除殿門、宫門外,着力加强了禁衛區的宿衛。殿前司中軍、皇城司親從親事官分工佈防,三衙管軍夜間巡邏,三者共同負責以皇宫爲核心的宿衛任務。

《續資治通鑑長編》標點勘誤一則

《续资治通监长编》卷四五真宗咸平二年（999）七月丙午条云：丙午，置翰林侍读学士，以兵部侍郎杨徽之、户部侍郎夏侯啃、工部郎中吕文仲为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国子祭酒邢景为之。初，太宗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职，择老儒旧德以充其选，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

北宋王韶《平戎策》相关问题再考释

王韶《平戎策》的思想渊源,可追至向宝、王雱等人的影响,同时也得益于其个人实地考察的体悟。《平戎策》以攻取西夏为最终目标,并进一步细分成三个紧密相连的步骤。由于《平戎策》在流传中出现残缺、变异,只能通过现存策文的节文管窥其全文概要、整体战略构想及第一策的主要内容。今存策文的文本大致可分为官方系统和私人系统,两大系统节录有别,但核心内容并不冲突。从时代背景看,王韶上奏《平戎策》并受到了神宗君臣的重视,是在熙宁初年宋朝转向开边的政策趋于明朗之时,与宋廷对外政策的曲折转向相合。

宋徽宗“即真之诏”考辨--兼论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

宋徽宗八字“即真之诏”应是可信的,而“圣语”“即真”二字诏书说不足凭信。“即真之诏”的书写和传递过程大致是:建炎元年四月十日左右,宋徽宗书写诏书,并交付曹勋;七月二十八日,曹勋逃归南京应天府,并将诏书上呈宋高宗。在南宋政权的继统构建中,作为宋徽宗之子的纯正血统是赵构获取大位的重要前提,其即位后获知的“即真之诏”又进一步服务于赵构登极的正统性与统治的合法性构建。围绕“即真之诏”的史书编纂,主要有以下变化: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客观记录其来龙去脉为主;继而在宋高宗绍兴初年,耿延禧、汪伯彦等人很可能有意调和“即真之诏”的书写时间与曹勋逃归上呈的时间;随着宋高宗的统治趋于稳固以至于此后的宋宁宗时代,其叙事的政治性渐弱,又复归客观。

“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

"韩侂胄事迹"可分为两个层次:韩侂胄被杀之前,其内容以"定策"事迹为主,褒扬其功绩;韩侂胄被杀之后,其内容以"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为主,否定其拥立、北伐的事迹。在前一阶段,"韩侂胄事迹"被放置在国史日历所,是韩侂胄政治地位的体现,并备修史之用。在后一阶段,史弥远及其支持者依托国史日历所"改正韩侂胄事迹"。因掌权者仍是史弥远一派的势力,经过此次"改正"的"韩侂胄事迹"被实录、国史所因袭。以"韩侂胄事迹"的形成及流转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官方史书编纂与政局变化的互动关系,并成为我们观察晚宋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

“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大元帅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

在金军第二次南侵的危急关头,钦宗被迫接受朝臣的建议,任命已在相州起义勤王的康王赵构为大元帅。从任命诏书的形成及传递过程看,康王赵构的官衔应是"兵马大元帅"。靖康二年三月,伪楚政权的建立对赵构即位的正统性形成重大挑战,在赵子崧等人建议下,康王赵构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即位后,大元帅府时期官衔的变化影响其政权的合法性。为"再造王室",实现中兴,在南宋初期官方史书的编纂中,汪伯彦极有可能有意讳言赵构官衔变化的事实,而以"兵马大元帅"指称之。此外,在南宋中晚期,史臣认为钦宗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缺少直接的史料依据。考察南宋建立前后两次更改大元帅官衔,其目的与宣示即位的正统性和巩固统治的合法性有关。

北宋末年郭京“六甲神兵”之由来蠡测——基于钦宗君臣思想来源的考察

北宋末年,在宋廷败局尚未完全确定之时,钦宗君臣便信用郭京“六甲神兵”,这直接加速了北宋覆亡。从钦宗君臣思想来源的视角出发,这一看似荒诞的举动,自有其内在逻辑。在徽宗朝后期以降崇道风习之下,重神降、迷道法成为显著的时代特征。道教六甲法术有日行千里、隐形等诸多神力。自汉代以来,以“六甲法”为代表的道教法术与兵学理论相融合,并已应用于军事实践。进入北宋,六甲法术在朝野上下益受重视,与兵学理论的融合也更为突出。在金军围城的刺激下,有共同道教信仰倾向的钦宗君臣迷信六甲法术的隐形功能,以之应对围城困局。这不仅有中古以来的理论依据,更以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为依托。

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20世纪以来的宋代乡村行政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并对将来的研究试作展望。目前，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多种称谓，如“乡村区划”、“乡村行政组织”、“乡村制度”、“基层政权组织”等，为避免繁复，

南宋高、孝之际“亲征”口号下御营(宿卫)使司之设——侧重于军政运行的考察

南宋高、孝之际,在'亲征'口号下,宋廷先后设置了御营宿卫使司、御营使司。绍兴末年,在打算'亲征'之时,高宗任命杨存中为御营宿卫使,并组建了御营宿卫使司。其初设的职能主要是负责江防,与宿卫之职多不相关。隆兴初年,孝宗又任命杨存中为御营使,再度负责沿江防务。但御营使司未及发挥作用,便被罢废。御营(宿卫)使司之设,其主要目的不是因'亲征'而保障皇帝安全,而是防卫南宋核心统治区。在议和失败、被迫应战的情况下,孝宗进而任命杨存中为都督江淮之职,御营(宿卫)使司已非时局之需要。

唐宋时期政治制度变迁概述

唐宋时期，帝制时代中国的制度发展处于承上启下的完善阶段。其中，政治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就其大要言之，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选官制度、监察制度等都在承继前朝的基础上有所变革，现行高中历史教科书也多从上述三方面加以介绍。本文就目前学术界与历史教科书内容相关的重要理论、观点进行归纳、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