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下对先行调解适用范围的思考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先行调解制度,但法律就先行调解的主体、适用范围等问题均没有做出具体设定。在立案审查制的背景下,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在立案登记制替代立案审查制之后,先行调解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困惑,理论界和司法界势必要对先行调解制度进行规范化、细致化研究,其中对先行调解适用范围的思考是研究的起点。

民间借贷中微信证据认定的现状与发展——以典型案例为分析样本

近年来,微信证据在民间借贷案件中的运用逐渐增多,但关于微信证据的认定却存在不小困难。一方面,从证据种类上看,微信证据属于电子证据,但因其自身技术的特殊性影响了其在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方面的证据资格认定。另一方面,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作为间接证据的微信证据以及相关复制件的证明力问题也亟待解决。

媒体司法报道中的自由与秩序——以权利和权力为视角

媒体追求的新闻报道自由与他人私人权利相冲突,与司法独立相冲突,为追求自由和秩序的统一,媒体司法报道必须解决私域内的权利冲突。媒体报道应首先尊重他人的私人权利,以公共利益作为最后底线;国家权利干预时,也要参照"明显且即刻危险"和公共原则干预媒体新闻报道的限度。

民事诉讼中证人证言认定的现状——基于裁判理由的分析

证人证言不同于物证,物证具有客观性,而证人证言是一种具有不可替代性、主观性、易变化性的法定证据。通过对裁判文书中证人证言不被采信的裁判理由观察可以发现,证人证言的认定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种种困惑,主要原因在于现有证据能力规则的不足和缺乏对法官在证人证言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上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因此,应该从传闻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法官推理等方面规范证人证言的认定,以增强证人证言采信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电子证据的鉴真——以微信为例

微信证据作为电子证据的一类活跃于各类诉讼中,但微信证据因为其高度隐蔽性和易篡改的特性在诉讼中往往采纳率很低。本文从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困境谈起,从鉴真规则的法条梳理和鉴真的实践操作两个方面揭示微信证据鉴真存在的问题,提出静态鉴真规则与动态鉴真规则相结合的解决思路以期能够改善微信证据的真实性困境,提高其诉讼采纳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