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酒精神的演变脉络——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从以抵抗酒的礼乐精神立国,到不断无礼饮酒而致使礼崩乐坏,周王朝的命运始终与酒捆绑在一起。从《颂》《雅》到《风》,《诗经》清晰地反映了西周以来对酒态度的变化,周文化随着饮酒精神的变化而呈现同步演变。周公制定《酒诰》,确立了周人饮酒的精神基调。从《周颂》《大雅》中祭祀饮酒、孝亲饮酒,到《小雅》《风》中私人宴饮,从以礼饮酒到以酒解忧、以酒和乐,饮酒由公共事务逐渐变为个体行为,酒的功能也逐渐由口腹享受转变为调理身心。为悦友或解忧等私人性饮酒、醉酒逐渐增多,既远离《酒诰》精神,也不断冲击着礼乐制度。特别是随着宴饮频繁举行,人们对醉酒的态度由规避到接受,甚至饮酒不醉反被耻笑,对醉酒的态度完全被颠覆。酒逸出礼乐之外,标志着周朝的制度与精神双重解体。如何安顿张扬欲望而充满反叛性的酒,成为春秋以降的时代课题。

“书言象意之辩”中的感觉逻辑

中国思想中的“书言象意之辩”也是视觉、听觉、味觉思想方法之争。《道德经》重在超越视觉性的“名”与听觉性的“言”,而归向“执”“抱”“味”等“体”的方法。《系辞》“书言意之辩”揭示视觉性表达、听觉性表达的有限性,主张以阴阳相感的“象”表达“意”,并以感、体作为基本方法论。《庄子》“书语意之辩”揭示视觉性的“书”与听觉性的“语”“言”之表达缺陷,而归止于“得心应手”,并以“体道”“卮言”示之。王弼“言象意之辩”自觉区分“然”与“所以然”两个层次,同时区分了两个层次的“体”,又将“心神”之“体”提升为通达“所以然”的思想方法。“体”的展开,自觉消弭与对象的距离、与对象交融,以对象充实自身,通过自身呈现对象,这正是味觉性思想方法。超越视觉、听觉,归止于味觉乃“书言象意之辩”展开的感觉逻辑,体现出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高度自觉。

不如来饮酒--白居易的饮酒之思

不同于王绩构建世间本无的“醉乡”,白居易立足世间生活,赞酒之功,思酒之事。他认为,饮酒能够让饮者变寒为暖、转忧为乐,也能够斩断在世因缘与消除心中思虑,实现身心和乐。酒醉思虑不生,知欲不行,无用于世,由此销忙为闲。酒醉而得闲,不为世累,身心自在。尽管吟诗谈禅、游山玩水都是其兴趣所在,但是,他认为酒有精神,同时不断把醉精神化,又将醉与自由相互勾连。因此,白居易总是始于饮酒、归于酩酊。在现实的抉择中,白居易拒绝高士归隐、农夫种田、商人行贾、军旅征战、炼铅烧汞、高官显爵、红尘争斗等“忙人”之“忙”,而主张归于“饮酒”之“闲”。他总是把饮酒、醉当作最好的生存方式与人生唯一的归宿,显示出独特价值取向与生存智慧。这为我们当代思考酒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混于酒而饮——酒在陈白沙思想与存在中的位置

陈白沙意不在酒,意不离酒,酒参与并推动着陈白沙的思考与修行。在陈白沙思想中,饮酒并非狭义的口腹活动,它奠基于自得之学,属于思想之事。饮酒关联着忘机、超越名利等活动,并让人突破血肉之心以及自我的边界。同时可以激起血脉,让人与周遭事物一同兴起,共同进入生机氤氲之境。酒醉则能够打开各种限制而呈现出无间的广大世界,使人融入天地万物之中,成就万化自然。基于对酒的亲切领会,陈白沙主张“混于酒而饮”:主动放弃自我,自觉地投入、融入酒,按照酒的精神品格展开自身。心玄发为酒之玄,人成就了酒,酒精神依据人的精神塑造,这标志着中国酒精神的建构已经进入自觉阶段。

酒令人远

酒以辛热之力作用人的身心,让人融化、突破身心之限,提高人的能力,开阔其心胸,使人远恐惧、烦闷、孤独,远离此时此地,由当下到远古,由眼前到天际,由有限到无限。酒也让人超越此在,消除隔阂,拉近甚至消解与他人、万物的距离,打开一个变形了的自由新世界。醉能醒不能,醉去乾坤亦小,但远人世的醉乡却不失其价值。

《味道哲学》

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味道哲学》一书,是“通识文库”丛书第一辑中的重要篇目。看到“味”,人们首先想到食物。诚然,世界各国都有美食,对美食之“味”也都充满好奇与欣喜。但是,在世界诸文明中,“味”一直被当作欲望的对象,而无涉思想。只有在中国文化中,“味”才被上升为思想的对象与思想方法,才得以主题化。“味”不仅具有形而下的意义——满足口腹之欲,它同时被拔高到形而上高度——味中有道,具有超越性价值,尽管在传统伦理思想系统中,“味”通常还只处在思想系统的边缘。在当代语境下,由边缘而中心,把“味”当作思想主题,这一方面是对西方思想,特别是视觉中心思想刺激之回应;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继续生长的内在要求。

中国思想世界中的形与象之辨

就外延看,"形"指有形,"象"既可指有形,也包含无形。从实质层面看,形是既成而不能变化者,象是能变化者。形偏于"形状"义而不及内在之生机、生命、精神。或者说,形之内无"对",形只与形之外的他者相对,形的动因往往被理解为形之"上"者、"前"者。象皆有"对",即内含相反相成之"对",故而"象"既指外形,也指内在之质、生机、生命、精神。形与视觉对应,象则是对内外之形的精神(对"感")呈现。"象外无道",及"形上""形下"等观念正基于形与象内涵的差异。

抽象与立象:普遍性追寻的两种道路

西方哲学在生存论上以视觉的“看”为优先,所建立的范畴(“相”)相应于“看”而更注重形式性,注重存在的“明”性(清楚明白性),通达“相”的道路则是以分离为特征的“抽象”;中国哲学在生存论上以整个人的“感”为优先,所建立的范畴(“象”)相应于“感”而更注重形式质料统一,注重世界“幽”与“明”的统一性,通达“象”的道路是“立象”、“取象”。两种通达普遍性的道路不同,所达到的“普遍性”的内涵也不尽相同。

“咸”:从“味”到“感”——兼论《咸》卦之命名

就词源看,醎、感都源于"咸",就意义谱系看,由而咸而感。就味来说,是水与盐的交合,是五行之情与人之欲的交合;就巫术来说,咸是人与天地鬼神的交合,而在八卦系统中,"咸"表述的是阴阳两类存在者之间的"交合","有心之咸"("感")表述的是有心之人与他者的交合,"知"同样展示着不同存在者之间交合、交通的存在关系。三义的演化与关联展示出中国传统重"感"文化传统的源与流。

从见、闻到味:中国思想史演变的感觉逻辑

"道统"意识表现的是思想道路之自觉,思想道路之自觉则使思想道路的内在逻辑一再历史地展开。先秦儒家将"闻而知之"置于"见而知之"之上,表明其警惕视觉思想,明确以听觉超越视觉思想。孟子并未停留在听觉思想,而是最终归向心——味觉思想。孟子"道统"意识以感官取舍为依据,从而使感觉逻辑具有了思想史意义。抑制视觉认知,挺立听觉认知,最终归向味觉认知,不仅是儒家思想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可说是中国思想史演变的基本逻辑,在世界思想史中也能发现类似的演变脉络。明此,不仅可以抓住中国思想的特质,也能够为21世纪中国思想道路的确立与发展提供方法论基础。

节制的根源--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

中国传统的节制观念以生命节奏为依托,以有张有弛的天道为终极根据。依照有序流动的人性天道,不断依照节气、节日转换身心节律。以张弛之道为实质,节制既包含对生命的规范,也包含生命的不断释放;以人性与天道来约束与宣泄欲望为节制所重,以大道主导理性也是节制中应有之义;节制既表现为对生命之节的持守,又表现为不断依流动着的节律而转换自身的节奏。健全的节制观念对于纠偏理性主义以理性节制欲望,对于抑制理性的膨胀乃至疯狂具有一定意义。

论酒的精神——从中国思想史出发

在中国,酒及其精神从没有在历史中消失过。只不过对于不同时代的人来说,酒对人的意味总在不断变化。酒不断融合、突破各种界限,为人提供新的可能性与生机,将人带至新的生命境界。相应,莽动不已的酒所召唤的对酒的限定、裁节、管束、调适,从礼到形名,到名法,到佛理与茶,到天理与茶,由外到内,由疏到密。酒常动,而礼、形名、名法、佛理、天理、茶常静,二者之间激荡、不谐、对抗。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或主动或被动,或自发或自觉裁节、平衡酒的升腾、突破、莽动之伟力的历史。由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不断被建构。

味觉思想与中国味道

相较于古希腊的视觉中心主义与希伯来的听觉中心主义,中国思想具有明显的味觉中心主义特征。味觉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确立与对视觉的自觉抑制密切相关。先秦、魏晋对形名家的两次自觉批判与超越,正是对视觉性思想的超越。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中心思想强势输入,以视觉性的名理(逻辑)立道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建构的主要趋势,但对可爱之意味的追求亦时有自觉。在当代,回到以物我亲密接触与相互感应为基本特征的味觉思想,以超越视觉思想所造成的世界图像化、人与世界的疏离化等问题,不仅为当代汉语思想之展开提供了新的路向,也为世界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从解义到解味——兼论宋儒的思想方法

汉儒解经重言象而欲寻其原貌,魏晋玄学重经典之义而弃言象。二者皆重经典客观之义,同归于解义。宋儒解经即解味,欲通过经典之味而成就自身精神生命。从"寻孔、颜乐处"始,宋儒自觉发扬滋大解味精神。不重客观之义,而重内在感受,重消化、重体验,从自身生长出富含生命气质的理学,由此确立起解味思想。解味之可能,乃在于扭转佛学空寂一味观念,以天地万物为真实不虚,充满生机,且具有价值意味。新的世界观决定了新的思想方法,感应、格物、玩味、理会构成了解味的不同形态,此亦是宋儒独具一格的思想方法。

感思与沉思——试论中西哲学思维的方式与取向

西方哲学在视觉优先传统中发展起来,以沉没、消隐自身为特征的沉思成为其运思及所思的根据与取向。中国哲学在“感”优先基础上发展起来,感思在存在论上源于在与世界万物的交往中优先关注它们对自身的作用,优先关注交往过程中的所感,在“感”的基础上生发出普遍的范畴,以“感”之远近厚薄作为思考方式。感思是理解、把握我们所在之“世”及世中之“在”的有效方式,同样也是中国人“在世”的重要方式。

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

"移情"说与"人为世界立法"说一样,基于世界无情人有情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此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自足的内在力量,世界万物则需要人为之"移-情",需要自外而内地索要"情"。"抽象"说则相应地将抽象理解为移情的反向运动,理解为人情的撤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万物与人固有的存在方式,但个体不是情的泉源,人与万物相"感"而人情、物情俱起。人情产生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应会,乃至"师法"。物情不是人移过去的,不是征服之后的施舍,不是纯粹的给与,物本身就有情。人因感物而生情,物因感人而生情,物我相感而情亦随之兴起。

论忙与闲——进入当代精神的一个路径

从现象看,手忙脚乱源于生活失序,生活失序源于人心失序、自性迷失,进一步则由于人道退隐,其最终根源则是天道退隐。或者说,由于不信天道,人道由人自我确立而陷入意志之争,由意志确立生活之序而放纵知识、欲望,从而造成人心及生活失序,人人忙个不停。"闲"是对"忙"的超越,是无序生命的有序化,是秩序的呈现;从根源看,"闲"是天道、天理呈现于世界,流行于人世、人心,是人道呈现。

试论“范畴直观”的认识启蒙意义——从胡塞尔、舍勒到海德格尔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之第六研究中提出的范畴直观概念使知性范畴获得了现象学经验的证实 ,从而形成了以质料性的体验为形式性的范畴提供真理性根据的思路。舍勒据此论证了质料的先天性 ,并肯定了道德活动中感受活动等情感质料的合理性及理论认识的道德前提。海德格尔进一步反思了认识的存在论基础 ,通过对生存及与他人共在的领会 ,从而把握存在之真理。这里始终贯彻了从合理性体验寻求合理性的现象学思路。

心(画)与目(画)--中西绘画中的视觉及其位置

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中西绘画的自我理解与各自的存在论大体一致:相应于形式即本质的存在论,西方绘画之创作自觉根源于以距离性为基本特征的视觉原理;相应于以气(味)为性的形上趋向,中国绘画以"象"胜"形",以"墨"胜"色",遂寓"目"于"心","心"主宰"目"而消弥距离,视觉味觉(感)化而以"进入"、"合"为基本特征,并成为贯穿于绘画创作、赏鉴的基本原理。

从“相”到“象”——熊十力哲学的易学归向

佛学中的“相”是纯粹形式,是无实质的空架子,“缘生说”将物我剖割为这些空架子,因而,物我之“现相”空、生命空、世界空。《易》之“象”是有生命意味、有实质的形式,它之生命意味源于物我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元素之间的相反相成。“象”有自体,因而,它不可还原为其他存在。物我所现之“象”皆真实不虚。熊十力由援“象”人“相”,到将“相”“象化”,展示了他出入佛老,彻底皈依儒宗的思想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