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目标、学科方法与诠释取向——与费乐仁教授谈翻译的跨学科研究(英文)

本文是从事翻译研究的中国教授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美国教授的对话,旨在探索翻译的跨学科研究的关联性,论证了史学、宗教学、哲学与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相当程度上提升对文化色彩浓厚的文本─尤其是典籍的文本─的翻译研究。文章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强调历史意识的关联性与把握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必要性,阐明研究者应恰当地自我定位,在分析历史背景信息与译者的思维模式的关联时力求学科共振的意识与效果。文章由此解释了翻译的文本外因素的关联性,比如译者的措辞与其意识的关系,译者动机、个性与译本的风格的关系。文章所倡导的操作方式有助于保证译本诠释的精确性。

费乐仁谈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长着一张典型的欧洲人面孔,却穿中山装;母语不是中文,却用中文大声宣布我是中国人。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在费乐仁教授身上却显得那么和谐。每一位走近他的人都不由得被他周身散发着的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深深感染,这就是费乐仁,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瑞士人,一个有着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一个可以被称为历史学家、比较哲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的学者。

适应主义传教护教观之“孟子模式”——在理雅各、何进善及花之安的中文作品中识别福音派新教话语中的跨文化关联

重新思考"传教士"一词第一代来华新教传教士的大部分工作皆零零散散,且带有试验性质。尽管如此,在这些传教士的第二代中却诞生了一种"传教士学术"(missionary-scholarship),此学术的话语意图(discursiveintentions)是要"理解"中国,并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与中国的精英们打交道。传教士们成为宗教"专家"(specialist),不仅是精神大师,还是传教士知识分子,既呈现自己的基督教新教传统,又以相对巧妙的方式(sophisticated ways)

传教士汉学家的中国经典出版的比较:理雅各、顾赛芬、卫礼贤

本文基于以下前提而撰:苏格兰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汉学家理雅各在翻译、阐释、出版"四书五经"时为后世的儒教与道家经典的汉学翻译设置了15条标准。这些标准将在本文中得到描述并举例。然后,我们把这些标准用来验证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顾赛芬的大量儒家经典翻译,以及德国路德宗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选译的儒家、道教与其他古代经典文本中。基于理雅各的先例进行仔细的对比分析后,我们获得了重要结论。顾赛芬的译著包括了对四书的拉丁文与法文的翻译以及对《仪礼》的新译,他大致上遵循了理雅各先前设定的一半原则。但卫礼贤德译《易经》与《礼记》是一种"反传统"的再现。他的《易经》翻译是原典经书、经典点评与译者个人对阐释的选取的大杂烩。更有甚者,他的《礼记》翻译仅仅是选择,而且根据其个人对主题的喜好对文本进行了完全重组。

19-20世纪的文化转型——基督教传教士的希望、中国激进派的革命以及关于文化之能动本质的神学反思

引言基督教传教士与激进革命者之间似乎并无多少关联,但这两类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评估和挑战了当代文化,并试图革新文化。本文将关注某些重要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学者"(missionary-scholar)在文化转型变革中的影响,将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改变与欧洲和中国激进革命者的文化转变进行比较和对照。通过这种方法。

条分缕析,钩沉辑新——哈特马特·瓦拉文斯编著《卫礼贤(1873——1930):驻华传教士与中国精神财富的传播者》评析

译者按:费乐仁(Lauren Pfister,1951—),男,美国籍,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人文学科国际知名学者,获得过美国研究学士、神学硕士、哲学硕士及以中国哲学为主的比较哲学博士,也是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学刊》)副主编,香港浸会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费乐仁携手大陆学者出版关于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全人修身的再思:以转化模式重新理解儒耶对话

新世纪的儒耶对话所需的修正儒家和基督教传统皆对转化个人、将大众从不自觉和模糊的人性(humanness)基本阶段,转移到自觉和满有洞见的人性业已修身和成圣阶段,抱有很大兴趣。虽然近几十年亦有些学界人士强调这两个主要传统的分歧,它们之间的对话却不时承认以旨趣为基础的很多共同关心的事。我们在此试图说明,此时一个儒耶对话的转化性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