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难题与正义的稳定性——基于契约道德理论的一种分析

契约路径一直在哲学理论的发展中延续而未曾停滞,同时与之相伴的是这一路径所呈现的具有延续性的深刻的哲学问题。人们运用契约论的工具来创造道德并为之奠定实践理性的根基,却始终面对着如何来描述所建构的道德或正义原则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难题。不同的正义观在说明理性主体选择的动机以及克服伪装的倾向困境上,既存在问题的共性,也因其理论的分殊而展现不同的前景。分析理论家们直面这一难题所作的理论努力,有助于澄清社会合作秩序扩展中信任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生效的条件。

同情、美德与秩序——亚当·斯密同情概念析论

在所谓"斯密问题"的理论定势中,同情往往被读解成一种行为动机,斯密却赋予同情概念以颇为特殊的含义。公正旁观者的同情作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评价尺度,不仅成为道德赞许或责难的基础,也诠释了美德的本质及其特征。而其所内涵的对合宜性的道德诉求,更体现了对保持社会秩序与和谐的崇高冲动,这对当下社会和谐与市场社会的道德需求而言,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博弈问题的伦理分析

博弈论作为研究理性的参与者基于自身偏好或效用的策略性互动的理论,这一分析框架在深化和普遍化的同时,也一直伴随着与之联结的伦理问题。本文力图从伦理学的视角来诠释“博弈问题”所凸现的伦理价值难题,在对博弈困境的理论叙述中,阐述博弈行为中道德原则的获得,并试图回答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的问题。

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对高塞尔协定道德论的一种解读

作为道德哲学家,高塞尔和其他契约论者的方法不同,不仅体现在其对博弈和讨价还价理论的拓展运用,用讨价还价理论去决定基本道德原则的内容上,而且他也力图说明理性的主体将道德地行动,从而在诠释理性与道德的关系当中,说明了道德的博弈可能实现的方式。

论亚当·斯密的道德报偿理论

赋予美德和罪恶以某种"应得",体现着人自身的本性与价值,也确认着对社会合理性与生活意义的追寻。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基于人类情感的"反应性态度",在功过与赏罚、应得与正义的语境中,既彰显了人对于美德的追求所体现的卓越,因而善应善报的生活秩序原理,也揭示了恶行应得惩罚的情感逻辑与实践法则。重新厘析这一论题,不仅有助于理解赏罚应得的伦理含蕴及其有效性的社会条件,对当下社会道德问题的解决也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道德现场的运用与当代大学生道德主体性的培育——对当前高校伦理学课程教学方式的一种探究

伦理学课程教学不仅一直为人们诟病为脱离实际的理论宣教,同时,由于缺乏结合具体理论阐释的道德现场的教学设计,也难以在充分的教学互动中激励大学生作为道德主体的反思、批判和创新精神。基于该课程教学现状以及当代大学生道德主体性培育的现实迫切性,我们应尝试将伦理学理论运用于日常生活,将道德现场运用于具体的课堂教学中,以充分的互动和相互尊重的方式对伦理问题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在情境诠释中求取道德共识,在问题关切中培育道德情感,在批判反思中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主体性和道德水平。

道德的博弈：一种伦理学的诠释

当人们借用博弈模型来分析人类活动时,所隐喻的是博弈境遇中凸现出来的人类行为及其合作秩序出现的伦理问题。从霍布斯的"傻子"到休谟的"农夫困境",无不体现伦理语境中对博弈问题的关注,而以协定道德来诠释合作秩序的实现,却又存在着理论上的症结。面对诚实不足和伪装难题,道德的博弈何以可能?诚实不只是作为一种合作性实践的最优策略,更是一种人们意愿践行正义的美德。

道德治理的三重向度——斯密视角及其当下启示

道德治理概念的提出,既是直面当前道德问题的一种理论自觉,也成为改善当下社会道德状况、提升道德水平的现实课题。而亚当·斯密对导致道德情操败坏的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惩罚与正义、欲望与良知、报偿与信仰的理论叙述,对当下社会认识各种败德现象的成因以及就解决各种道德问题所能谋求的治理之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参照。

重释韦伯命题:道德激励的三重维度

韦伯命题揭示了西方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伦理文化价值形态伴随社会结构变迁的现代性转型,其创造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价值激励形态,为实现社会发展提供了特有的伦理动力;文章从对韦伯命题的重释中,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激励实现的三重维度及其功能结构。

市场主体的公正气质和伦理精神——对亚当·斯密公正观的一种解读

亚当.斯密从人性的基点出发,探求人类社会财富的累进动力和社会秩序与文明的和谐机制,在对私利追求的价值肯定中,斯密揭示了现代市场社会中社会公正的向度和多维的价值内涵。文章试图通过对私利与公正、正义与美德、公正与报偿以及公正旁观者可能向度的思考,来解读其公正观的内涵,揭示其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公正气质及其社会公正的表达与实现的启示性意义。

运气之网与道德情感——论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运气与伦理

运气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人类的道德生活?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诠释了"结果运气"对人类道德情感以及道德评价产生的影响。运气影响行为结果而产生的某种情感不规则性,使人们在功过判断中存在一定的偏见,也与抽象反思的"公正准则"之间产生了裂缝,而这种不规则性却具有自然所赋予的目的和效用。斯密对运气与道德关系的论述,加深了对人类道德本性的理解,也丰富了道德运气问题的当代论争。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制度伦理支持

城市化,作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活动方式的变化,同时也牵动着人们价值观与伦理秩序的嬗变与转型。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必然要求获得具普遍性和原则性的制度伦理的支持。其所提供的伦理效力为变迁社会提供了新的伦理价值支持系统和秩序整合机制。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伦理嬗变

城市化 ,不仅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同时也伴随着人们伦理价值观及其秩序的嬗变与转型。城市化进程中 ,既积淀着新的道德要素 ,又亟待新的道德整合。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 ,为动态社会善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 。

“作为一个公民”的伦理——道德报偿与公民伦理建构秩序图景的省思

在现代性的世俗化进程中,道德报偿的历时性嬗变在于,从世俗生活条件本身出发来确证应得报偿的正义和伦理秩序。在日常交往与公共交往关系的分离中,当差异化的人情原则呈现出扩展性的局限,新的伦理实存便产生了"作为一个公民"的道德需求和报偿观念。新的伦理秩序的建构,不仅需要诉诸基于平等的普遍尊重和反应性态度而孕育出主体性的精神气质,同时也需要寻求正当与善相契合的社会条件来消解报偿的不规则性。

从法律正义到道德信仰——道德报偿的斯密图式及其当下省思

在亚当·斯密的道德理论中,法律正义的优先性确保了世俗社会的可能性,却也只是实现有效的道德报偿的初始性社会条件。即使有正义法则的有效性以及良知的权威,对提供公正报偿的完美信念来说,人性的弱点以及良知的"脆弱性",使信仰成为了一种"不可放弃"的要求。由此,斯密在动机与效果统一性难题的思辨中,亦以最终诉诸信仰的方式,为道德报偿命题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分析范例。

权力、正义与幸福--柏拉图《高尔吉亚篇》中的生活方式之争

作为柏拉图早期对话的著作,《高尔吉亚篇》提出了他在伦理学方面大部分主要的问题。以追问修辞术而开始的对话,呈现的统一性,其实却是涉及生活方式之争的道德主题。而正是基于对权力意志与自由、正义和幸福的主题论争,其阐明了唯有正义和良善之人才是幸福的,作恶和不义者必将受到惩罚的报偿观念,从中我们既能理出其为正义与幸福的一致性所提供的辩护,也为道德报偿命题提供了一种分析范例。

普遍性的寻求——哈贝马斯普遍性道德原则的意义与局限

作为对现代性的伦理辩护,哈贝马斯立足于交往合理性建构了其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这种普遍性的寻求与获得的方式,为我们的伦理价值建构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他在为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获得提供新的社会学前提、进而回应韦伯隐忧的同时,力图重新确立规范的合理性基础,并寻求一种更高要求的伦理建构理路。然而也就在启示我们从交往互动的现实生活中累积理性道德原则的同时,又凸现了其伦理设计的局限性特征。

基于交往的意识形态批判——哈贝马斯意识形态理论解析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使技术与科学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基于交往合理性,哈贝马斯展开了对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文章认为,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意识形态批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又体现了其局限性的特征。

亚当·斯密同情论探究

同情理论是斯密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同情这种情感根据合宜性原则对他人和自我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在成就个人美德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正是基于同情,斯密也力图为实现市场社会秩序的理想图景提供一种合理性证明。

康德论“道德狂热”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认为,道德狂热表现为逾越人类纯粹实践理性所确立的界限,妄想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主体完全摆脱感性欲望和冲动,从而达到一个神圣性的道德理想。而作为不完美和有限的生灵,人类所能达到的道德等级层次就是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康德对道德狂热的斥责,在反对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过度自负和自大的同时,并没有贬损人类对道德价值和崇高精神的追求。在他看来,义务和敬重感既使人类找到了唯一能够给自己奠定价值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也让我们找到了人类本性中彰显高贵的根源,以及其可能的获得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