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入地方言能力与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

随着普通话的高度普及,迁入地方言是否仍会影响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存在争议。文章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的数据,探讨了当地方言能力和流动儿童的学业适应、心理适应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动儿童的迁入地方言能力的强弱对其学业适应没有影响,但会显著影响其心理适应,尤其是自我认知层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此外,中介检验显示,方言能力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响流动儿童的人际适应和学校归属感来实现的。以上研究发现证明了迁入地方言能力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不同方面存在差异性影响,并解释了其相关机制。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2005-2015

本文基于CGSS 2005和CGSS 2015研究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趋势,并从市场化的角度分析社会变迁与公平感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2005-2015年,民众的结果公平感有所提升,但机会公平感有所下降。模型分析结果支持"参照群体论",但与"社会结构论"并不完全一致。在控制所有变量的影响以后,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结果公平感,并削弱机会公平感。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2005-2015年,中国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是导致民众结果公平感上升和机会公平感下降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机会公平问题应当在日后的公平感研究中得到更多关注。

中国公众的获得感——指标构建、时空变迁和宏观机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城乡居民十年近8万人的大样本,以个人幸福感、阶层流动感和阶层自我定位三大指标为外显变量,通过潜类分析方法构建起群众获得感的HMS模型和五级指标。结合省级统计年鉴数据,以动态面板模型探讨省域获得感的宏观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2005—2015年间,(1)我国超过一半的公众具有中高或高度获得感,但仍有三分之一群体获得感为中低或低度;(2)各省群众获得感随时间呈现较为一致的平缓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空间差异;(3)在省域层面,收入、健康和安全等民生指标对获得感有显著的支撑作用,但GDP增长指标和市场化、城镇化等转型指标,以及部分社会发展指标,尚未能起到应有的拉升效用,值得引起重视。

专业选择与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发现

高等教育的扩张大大缩小了两性受教育程度的差距,年轻一代的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甚至超过了男性。研究高等教育横向分层维度对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尤为必要。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本研究从大学专业隔离的角度入手,分析大学毕业生初职获得的性别差异。分析发现,首都高校存在明显的专业性别隔离:女生更多地集中在文学、历史、艺术等专业,而男生更多地集中在理工科类专业。大学专业对毕业后个体能否进入男性主导职业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男性,女性进入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更低,在控制了专业后,这一差异显著降低。非线性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进一步显示,若男女在专业分布上没有差异,不同性别群体进入男性主导职业的概率差异会减少40%~50%。该发现对理解城市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程度越高,结婚就越晚吗?婚姻市场上本地户口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的数据,本文探究了本地户口如何调节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以及该调节作用的性别差异。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结婚越晚,女性在这一方面更明显。相比于拥有本地户口的人,教育对婚姻的推迟作用在未获得上海户口的人中更为突出。为呈现户口调节作用的时期变化,本文将改革分成四个时段。研究发现,本地户口的调节效应在改革初期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在没有上海户口的移民中日益显现。与外地移民相比,自2008年上海房价大幅度上涨之后,具有上海户口的高教育程度的男性非但婚姻不会推迟,反而会更早。可见,本地户口在形塑大城市男女的结婚时间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喧嚣之后的沉思——关于社会科学大数据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讨论

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颠覆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引发了一系列哲学层次的讨论。大数据乐观主义者认为,海量数据总是可以产生准确且具实践性的知识,而理论可有可无。为揭示隐匿在大数据分析过程中的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笔者将其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比,从数据产生和分析方法两个方面对大数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探讨。本文认为,数据本身只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分析其中潜在的问题与数据的"大"小无关,而是与科学哲学的思维有关。通过大数据分析得出真实而有效的社会知识,需要将知识生产过程建立在适当的科学哲学基础之上,既不可完全依赖理论,亦不可完全抛弃理论。

从学校中脱离:青少年在校行为的差异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其行为发展状况关系社会规范的运作与持续、国家优质人才的供给与储备,对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文考察了中学生在校的正面行为、负面行为和逃避行为,并从家庭、同辈群体以及中学生自身三个方面探讨了以上行为。考虑到不同学校的学生特征和行为表现在班级间差别较大,而在同一学校班级内差别较小,因此本文采用了两层线性模型。研究发现,家庭、同辈群体以及中学生自身均会对青少年在校行为有重要影响。从家庭角度来看,良好的亲子关系能够促进正面行为、抑制负面行为。从学生自身来看,学习成绩是影响其在校行为的重要因素,学生成绩越好,正面行为越多,负面行为越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成绩越好,个体的逃避行为也越多。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与正面行为、负面行为相比,同辈群体对逃避行为的影响远超个体和家庭因素。重要朋友在外县的比例越高,在同班的比例越低,个体的逃避行为就越严重。因此,重要朋友的缺失所形成的心理孤独感可能是造成中学生逃避行为的关键。

父母参与、学校融入与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实证分析了当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两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vs.农民工随迁子女;农民工随迁子女vs.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差异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人际关系理论,提出了父母参与和学校融入两个解释机制,并通过对2013—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获得了以下研究发现:(1)农村留守儿童、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市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呈现由低到高的梯次分布形态;(2)三种父母参与形式(行为、情感和认知)都可以有效解释农村留守儿童与农民工随迁子女之间的心理健康差距;(3)学校融入程度低则是导致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心理健康低于市民子女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父母监护与构建同校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提升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隔代抚育与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轨迹——性别差异的视角

本文运用四期CHARLS数据,使用成长曲线模型探究隔代抚育对中国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轨迹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隔代抚育会显著加快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随年龄的下降速度。不仅如此,这一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隔代抚育对女性的自评健康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降低男性在老年期的自评健康水平,并且随着年龄的上升,对于健康的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大。进一步考察抚育强度的影响,我们发现高强度抚育才会显著影响男性老年人的健康,它不仅会降低男性老年人的总体自评健康水平,还会令他们的自评健康下降速度更快。总体而言,农村家庭中的隔代抚育回应了文化规范和家庭发展的需要,体现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与杂糅。

趋同还是趋异:教育对两性初婚时间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本文探究了教育对两性初婚时间的影响及在不同出生队列的差异模式变化。离散型事件史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相比男性,教育对女性婚姻的推迟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出生队列进行分析后发现,教育对婚姻的推迟效应在20世纪60年代与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对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人口,尽管较高的教育程度仍然会对女性婚姻形成阻碍,但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教育对女性婚姻的推迟作用开始减缓,而这一模式在男性身上并没有显现。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阶段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发达地区,女性的经济潜力也逐渐成为婚姻市场中男性择偶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国省际信息“流空间”的结构与特征:地域文化力的交互与内卷

基于"流空间"理论和广义文化视角,本文提出省际信息"流空间"的文化力特征指标以及测量方法,并就其空间等级结构和宏观影响机制进行计量分析。我们利用2010—2016年各省公众在"百度"中搜索他省频率的"数据对",生成省际信息流的强度积和强度比,以此构建信息"流空间"的省域文化力概念指标:文化"交互度"和"内卷度"。可视化分析显示,省域文化互动呈明显的多中心结构,而省际相互关注具有高度不对称性。聚类分析表明,在中国省际信息"流空间"内,文化"交互度"和"内卷度"均存在清晰的四层等级体系,但两者和"胡焕庸线"的关联则存在截然相反的地理分野。基于动态面板广义矩模型的计量分析进一步表明,两大指标分别受到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宏观发展因素的影响,而影响的途径和方向则大相径庭。

市场化、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

本文利用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结合地市级统计数据,研究探讨了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我们特别关注市场化及社会经济发展这两个维度对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男女间的收入差距在机关事业单位最小,但随就业部门的市场化程度增加而增大。在地区层次上,市场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性别收入不平等的方向和强度是不同的。尽管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但在市场化的主导作用下,自改革以来,男女间收入差异至今仍然不断扩大。这些发现对理解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形成的宏观机制及政策制定等均有启示意义。

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城镇夫妻工作日与休息日家务活动的时间分配模式。考虑到夫妻间潜在相联的性别角色期待对夫妻家庭分工的影响,采用似不相关模型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进行校正。研究发现,对于家务劳动,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会显著减少其本人而增加其丈夫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在休息日,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随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对于家人照料,妻子收入贡献会显著增加丈夫照料家人的时间。而其本人的照料时间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均呈现明显的"性别展示"模式:该时间先随妻子收入贡献增加而减少,当超过约60%,其收入贡献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会增加妻子参与照料的时间。

走出定量社会学双重危机

定量社会学研究已不再满足于数据描述和限于浅表的关联分析,而是开始真正承担起解释、预测社会实质的学科使命。近十年来,我国定量社会学发展迅速,但也遭遇了双重危机——基于内生性问题的因果逻辑危机和基于时空问题的理论视野危机。双重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目前定量研究的四"多"四"难":多基于截面数据,难以进行因果推断;多囿于个体层面,难以进行宏观检验;多忽视濡染机制,难以进行空间分析;多限于当代调查,难以进行大历史研究。走出双重危机有五个途径,即追踪时间差异、培育实验思维、关注濡染机制、构建宏观测量和再建理论思维,定量社会学研究新范式可以在四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即研究论据复合化、检验方法复制化、呈现方式精炼化、研究目标科学化。

性别收入差异再探——基于2010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

基于2010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本文从人力资本及家务劳动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男女收入差异进行了剖析。OLS回归结果显示,控制了个体其他特征之后,女性的收入比男性低40%。相比人力资本,家务劳动对两性收入差异的解释力更大。分析进一步采用非条件化分位数回归和布林德—瓦哈卡反事实分解来检验不同收入分位下的性别收入差异。结果显示,调整了女性劳动参与的选择性偏误后,女性在收入低分位呈现优势,随收入分位增加,女性劣势越发明显。主要原因在于,对于高收入群体,女性家务负担相较男性仍旧更高;婚姻、工作时间对女性的收入惩罚更大;女性在私企外企的收入回报相较男性更低。此外,相比男性,女性的教育年限和专业职业资格的收入回报随收入分位数的增加而变大。

变革时代传统的延续:大学生恋爱伴侣的选择

婚恋择偶具有个体属性,更具社会属性,深受宏观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婚恋行为往往反映了两性对性别角色的人生期许。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婚恋行为基本遵循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性别角色受到冲击,婚恋行为会呈现出新的特征还是仍旧延续着传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数据,对当下男女大学生在校期间的恋爱行为进行探讨,发现影响男女大学生恋爱行为的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控制了其他个体特征之后,身材显著影响女生恋爱概率。班级排名这一未来经济潜能的象征,显著影响男性的恋爱概率,且该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发重要。即使在当下,传统性别角色期待在婚恋中似乎仍旧扮演着重要角色。

社会预测:基于机器学习的研究新范式

社会学是对社会行动提供诠释和反事实因果解释的科学。社会学定量研究的因果性解释,必须能够作为预测社会现象的基础。受到数据和算力限制,多年来社会学定量研究的主要取径是通过统计检验实现关联和因果分析,而无力进行预测。本文对"社会预测"这一概念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阐述了通过机器学习方法实现社会预测的科学原理和当代路径,并对社会预测进行了再定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社会预测的学术价值、治理价值和话语价值,并阐述了其作为定量社会研究前沿的范式突破意义。我们认为,利用机器学习实现社会预测,是中国社会学特别是计算社会学引领国际前沿的重要契机,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走出定量社会学双重危机

定量社会学,即以数据为基础,以统计方法为手段对社会结构、过程和现象等进行证实或证伪的社会科学。近十年来,中国定量社会学的方法进步令人瞩目。探索多元融合的定性定量混合研究方法,致力于解决估算偏误问题的工具变量、固定效应、倾向值匹配等分析手段,以及以大数据、仿真建模、量化历史为代表的新领域和新路径不断涌现。

市场化与中国民众社会公平感的变迁:2005—2015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变革的核心是逐渐摈弃计划体制下国家行政命令对经济发展的过度干预,并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取得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无关的流动感知:中国社会“阶层固化”了吗

个体或群体因社会资源和机会占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阶层。当阶层间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时,阶层流动便产生。目前,西方有关阶层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职业、收入的代际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主要关注个体地位获得层面的机会不平等,尤其关注过程中先赋因素(如家庭出身)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作用是如何变化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