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本土非正式制度视角的民营企业治理模式研究——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差序格局与利他行为》

中国150余年来民族企业发展史表明,无论企业在规模、技术和产业上发生了如何巨大的变化,以及外部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发生了怎样剧烈的变迁,民营企业始终保持着稳定的“家族化”治理模式,至今为止都没有系统性地出现钱德勒(1977)意义上的“经理人”革命。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明琳二十余年来如一日,深耕于家族企业研究领域,他在《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治理:差序格局与利他行为》一书中,试图以“差序格局”这一当前中国本土社会普遍存在,并且至今依然影响深刻的隐性制度为切入点,探究非正式制度对民营企业“家族治理”模式的影响。

家族创业研究:现状、理论演进与展望

家族创业作为一种普遍且重要的经济活动,受到学者广泛关注。但学术界目前还缺乏对家族创业研究现状与理论进展的系统总结,尤其是缺乏一个家族创业研究的整合体系。在家族创业概念界定和国内外研究总体状况分析基础上,本文从研究主题、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四个维度构建了家族创业研究的整合体系,基于“影响因素—中介机制/调节机制—影响结果”的逻辑梳理了家族创业形成、治理、决策与效应的研究内容,并借鉴文献计量法将家族创业研究的理论演进历程归纳为理论探索、理论融合、理论深化三个阶段。最后,本文基于现有研究状况,从家族创业的主题拓展、理论整合和中国本土化三个方面提出未来研究方向。研究结果丰富了家族创业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体系,对推动家族创业的深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SG表现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效应与机制

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关系机理。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具体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通过缓解内外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透明度、增加分析师关注度三条路径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行业竞争程度在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创新效率之间起到了正向强化效应。拓展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成长期、成熟期和非污染型企业而言,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效应更为明显。

夫妻共同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婚姻契约的视角

夫妻组合作为中国家族企业中最为常见的治理模式之一,其在企业战略决策中的作用正日益突显。本文以2008—2016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夫妻共同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制约机制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相较于其他家族治理模式,夫妻共同持股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且该结果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匹配得分法、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家族系统的夫妻差异,比如教育水平与婚前嵌入的儒家文化差异激发了夫妻间的关系冲突,将显著弱化夫妻共同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企业系统的经营困境,比如当前组织下滑与预期盈利压力激发了夫妻间的同心效应,有助于强化夫妻共同持股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夫妻共同持股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关键在于长期导向的传导效应。本文基于婚姻契约的独特性验证了夫妻组合模式的创新激励效应,为深入理解家族企业的创新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内外有别:夫妻共同持股下的家族股权配置偏好

家族股权配置是非常重要的治理问题。文章认为,实际控制人配偶是否持股的身份将直接影响到家族股权配置给血亲还是姻亲成员。基于2008—2016年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在夫妻共同持股模式下,家族企业血亲成员与姻亲成员的持股差距将会加大,即实际控制人更倾向于将股权配置给其血亲成员,该结果在采取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行业随时间变化、安慰剂检验、剔除特殊样本、更换变量测量方式等多种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公司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和家族系统中立的父辈是重要的调节机制。股权制衡度越高,夫妻共同持股下家族血亲成员持股超过姻亲成员的可能性越小;父辈的中立性也能够显著地弱化夫妻共同持股模式下家族血亲成员与姻亲成员的持股差距。第三,当配偶的学历和持股比例越接近甚至超过实际控制人时,则越加强化了夫妻共同持股模式下家族股权配置给血亲成员的动机;对等的血亲与姻亲持股结构显著地提高了聘用非家族成员参与管理的可能性,但却降低了家族企业绩效。文章丰富了家族企业股权配置的研究成果,对深入理解夫妻共同持股下的家族企业治理机制具有一定指导价值。

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的动态关系——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的调节效应分析

期望落差导致决策者倾向于冒险创新还是规避风险,这仍旧是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创新是决策者的冒险动机与冒险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这种作用还将受到企业内部冗余资源以及外部竞争威胁的制约.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主要得到以下几方面的结论:期望落差所引致的冒险动机与可感知冒险能力的动态变化,最终导致了企业决策者随着企业期望落差的递增而提升创新投入,但拐点之后其冒险创新的动力则逐渐减弱;组织冗余在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充足的冗余资源提高了落差状态下的企业创新投入;竞争威胁则在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之间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即企业面临的竞争威胁程度越高则越有可能降低它在期望落差状态下的创新投入;最后,冗余资源与竞争威胁还显著地影响到企业创新投入的曲率及斜率的动态变化.

期望差距与企业家的风险决策偏好——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探讨了期望差距与企业家创新性活动和破坏性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关联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得到以下结论:第1,在期望落差及历史期望顺差的状态下,企业家都将随着差距的增加而冒险地从事创新性活动、破坏性活动,但随着行业期望顺差的增加,冒险性行为则降低了;第2,企业家在落差状态下的破坏性活动的边际效应高于顺境状态;行业期望落差状态下创新性活动的边际效应小于行业期望顺差状态,但这种创新活动的边际效应在历史期望状态下则更大;第3,政治关联在期望差距与企业家风险决策偏好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尤其在期望落差状态下它更加遏制了企业家冒险从事创新性活动的动力,而诱使他们将资源配置到破坏性活动之中.

消极反馈与企业家创新: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业绩消极反馈导致决策者倾向于冒险创新还是风险规避,这仍旧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将消极反馈状态下的企业家可感知能力及其所决定的可修复水平纳入决策行为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落差状态下的修复能力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组织冗余资源的调节作用。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的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消极反馈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即在可修复水平与期望水平的落差区间企业家会随着落差程度的增加增强其冒险创新的动力,但在生存水平与可修复水平的落差区间企业家则随着落差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其冒险创新的动力;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和企业拥有的冗余资源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即相对不完善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决策者的可感知能力,进而降低了他们冒险创新的程度,较高的冗余资源提高了决策者的修复能力,进而增强了他们冒险创新的程度。

家族成员组合与公司治理效率:基于家族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家族成员内部的组合是家族治理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家族成员组合模式将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假定家族成员具有利他主义动机、趋同性与行动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利动机、目标与偏好差异性。基于此,本文将家族成员的组合模式分为核心家庭成员主导型、远亲家族成员主导型、复合家族成员主导型,并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数据,以家族持股成员作为分析对象,对这些家族成员组合模式的功效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不同家族成员组合内部,其冲突与代理问题是存在差异的,核心家庭成员内部的冲突与代理问题最低,这种组合能够创造最优的治理效率;远亲家族成员内部与复合家族成员内部存在显著的矛盾与代理问题,这种组合明显不利于提高公司治理效率。(2)家族成员为了其自身的家族财富最大化能够凝聚在一起,采取一致性的监督管理者或侵占其他非家族股东利益的行为。但家族成员的一致性行为主要体现在核心家族成员内部以及以核心家庭成员为主的复合家族成员组合中,而远亲家族成员很难采取一致性的决策行为。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家族公司治理机制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家族成员的权力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对家族上市公司的研究

如何在家族成员内部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是家族企业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各个家族成员的偏好存在差异且追求其自身效用最大化这一假设,分析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力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以及这种影响的受制条件.实证结果表明:相对于线性关系,倒U型假设更有助于解释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家族成员内部权力集中度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的经营多样性和经营规模对家族成员权力集中度的功效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经营期望与家族内部的权威配置——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尤其是业绩反馈理论对家族成员内部的权威配置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在企业实际业绩未达到经营期望水平时,业绩的落差越大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采取拯救行为而不是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同时倾向于砺练最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2)在企业的实际业绩超过经营期望水平时,超额收益越高则家族企业主越倾向于将权威配置给经营能力最强的家族代理人以实现家族王朝梦想,同时还会产生一种亲缘效应,即对核心家庭成员而不是远亲成员赋予更多的权威.3)制度环境对家族成员内部权威的配置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不规范情况下,家族企业主出于仁慈倾向于将具有"负产品"性质的权威配置给有能力的远亲成员而不是有能力的核心家庭成员.

家族权威与企业绩效:基于广东省中山市家族企业的经验研究

家族权威既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的效率,但另一方面又制约着家族企业的发展。本文基于一手数据,对家族权威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强化家族权威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1)强化对家族股权的控制有碍于家族企业的成长;(2)提高家族成员在高管中的比重并未能显著地改进绩效;(3)通过控制关键岗位以强化家族权威这一策略对家族企业绩效也没有显著作用;(4)通过授权弱化家族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大型企业更是如此;(5)家族权威的制衡机制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核心能力理论的拓展:企业家能力与竞争绩效的关系研究

核心能力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但它难以对企业竞争力的动态变迁等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所以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拓展。本文将企业家能力纳入企业竞争力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83份有效问卷就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核心能力、竞争优势、企业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核心能力直接地贡献于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不仅对企业竞争优势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它还是核心能力的源泉。

创始人离任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析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1～2007年的数据,对创始人离任现象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现阶段一些企业出现了创始人离任的现象,不同的离任模式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创始人离任但受聘高管不离任以及创始人与受聘高管都离任,都将对企业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与创始人离任后期的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创始人留任但受聘高管离任,这种类似于"替罪羊"的离任模式不仅没有降低企业的后续经营业绩,反而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改进。这些结果表明,创始人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其留任行为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是一种"善意"的自我保护。

经营能力、协调治理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解释企业绩效差异性时,无论是委托代理理论还是能力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而结合治理机制与经营能力以探讨企业的竞争力,可以为深入理解企业的性质和成长差异性提供更为丰富的解释。本文立足于企业家要素,以能力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并基于国内283份企业数据,从经营能力和协调治理机制的单因素、多因素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三个方面统计检验了企业绩效差异性的渊泉。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对经营能力、协调治理分别进行考察时,这些因素的不同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当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时,经营能力的贡献则明显高于治理因子的作用;经营能力与协调治理之间存在较弱的互补性,并且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改进市场潜力而不是投资净收益。

铸渗法制备SiO_2颗粒增强铁基复合材料的研究

以改变SiO2颗粒的大小作为主要研究目的,采用铸渗法,成功地制备了表面复合层为4 mm厚的SiO2颗粒增强铁基复合材料。利用光学金相显微镜、SEM和EDS等手段对该复合材料的微观界面和元素组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灰铸铁在SiO2颗粒中的渗透能力强,界面结合良好,无明显铸造缺陷;随着SiO2颗粒粒度的减小,SiO2颗粒发生了烧结、反应的程度越明显,并形成网状分布于基体上;在复合层的微观界面处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一种被称为铁橄榄石(Fe2SiO4)的矿物质,这种物质的生成表明,在界面处发生了冶金结合,使微观界面结合紧密,并促进了SiO2颗粒网状结构的形成。

资源异质性、同质性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以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为例

不同企业之间的经营业绩持续地存在差异,但我们的研究表明,此差异将逐步地减小。资源的异质性假设很好地解释业绩差异的持续性,但难以解释为何此差异没有逐步增大。资源的可交易性、可分享性以及制度背景下对产品价值创造过程中标准化的要求致使企业的资源具有同质性,这一因素的存在导致了企业间赢利能力的差异化随时间而递减。

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以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为例

要更全面地理解信任机制就应考虑到信任受托者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信任双方的关系、作用于信任双方的社会机制、信任媒介及信任的管理与动态演进。文章分析了华人家族企业的信任特征 ,并以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

家族控制的困境——基于广东中山市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控制在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本文基于100份调查问卷,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机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家族控制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首先,强化家族股权的控制将有碍于家族企业的发展;其次,提高家族成员在高层管理团队中的集中度未能显著地改进企业的绩效;再次,家族企业主的授权策略有助于改进企业绩效,尤其是在大型企业,而关键岗位用自己人这一控制手段并没有显著作用;最后,家族成员对资金、采购和人事环节的控制并没有对家族企业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如果将市场业务交给熟人来控制的,则将削弱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

公司社会责任与价值创造:基于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社会调查的数据将公司社会责任界定为客户利益、员工保健、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内部治理、产品质量和员工发展七个方面,这些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将受到公司所有制性质、企业寿命、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的行业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社会效应都具有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对社会效应的贡献更加明显。公司社会责任的不同因子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贡献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贡献最大的主要是环境保护、客户利益、员工保健、内部治理、员工发展,并且这些社会责任因子的作用主要的是体现在企业的非财务价值方面,而不是财务价值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