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实体反思及程序检讨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领域呈现双重悖论,部分不该暂予监外执行的服刑人员通过徇私舞弊逃避刑罚执行,应该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反而未暂予监外执行。从实体角度来看,当前不应当将对暂予监外执行的定性错位为刑罚执行消灭制度,应当将其转型为刑罚暂停制度,并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适时扩大其适用范围,必要时可以扩展到行政管理事由。当前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具有决定主体多元化、决定程序行政化、决定程序封闭化的特点,可以以检察机关为暂予监外执行的统一指挥主体,将听证作为决定程序的重要部分,从而便于利害关系人的有效参与,落实司法公开,维护暂予监外执行的公正性。

论药品不良反应损害救济模式及中国的进路

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合理分担药品发展风险,并兼顾预防药品危险,各国均通过立法对药品不良反应受害者进行救济。药品不良反应损害补偿制度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德国、日本、瑞典。

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论戴维斯案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善意例外”的新发展

"善意例外"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种例外。在戴维斯案件之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确立了几种"善意例外"的类型,戴维斯案件确立了一种新的"善意例外",即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当警察搜查时客观上合理依赖有约束力的司法先例,但后来该先例已被改变,此种情况下搜查获得的证据不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这种"善意例外"是因为警察没有过错,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遏制警察的违法行为。建立客观合理信赖先例的"善意例外"并没有危及溯及既往原则,也不会阻碍第四修正案的发展。

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的归责原则

药品不良反应的归责原则一直广受关注,直接影响药品不良反应受害者的救济可能性。文章在对德国、日本、美国药品不良反应归责原则发展轨迹进行考察的同时,也总结出了由合同责任到侵权责任,由过错责任到无过错责任的趋势。同时在考察了我国药品不良反应归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在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方面宜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量刑与定罪程序的分离和独立

量刑是刑事司法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量刑程序的公正性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我国当前的定罪与量刑程序是合一的,立法没有对量刑程序本身进行详细的设计,因而导致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可以借鉴国外两大法系在分离量刑与定罪程序方面的一些做法,在我国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

美国死刑案件中的律师帮助权和有效辩护的互动

美国律师帮助制度是刑事有效辩护制度的前提,有效辩护制度有助于律师帮助制度的实质化。律师帮助有缺陷是无效辩护的判定指针。在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中,美国死刑犯不享有宪法上的律师帮助权及其衍生的律师有效辩护权,联邦法院可以本着"法律和正义要求"自由裁量指定律师。死刑犯人身保护令程序中,联邦最高法院未采用"无效辩护"标准作为更换律师的标准,而采综合性的"司法利益"标准。我国死刑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尚需完善,有效辩护制度尚且阙如。

论我国药品不良反应责任主体及正当性基础

药品发展风险的存在使得药品不良反应难以避免,不可预期。从损害填补的原则出发,中国现阶段应当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损害基金制度,平衡各主体之间的责任分担。从危险预防的角度和损失分散的角度来分析,药品的生产者、进口者、销售者、政府均应分担药品不良反应的损害具有正当性,而不应由消费者承担。

论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局与突围

刑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在刑事诉讼中意义重大。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面临不愿调取证据、不能调取证据、不会调取证据三大困局。应当从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完善调查取证立法、强化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能力三个方面突围。

瑞典医疗保障制度如何吸引世界目光

欧洲的高福利制度一直为世人所推崇,但如今这种高福利附带的包袱却越来越成为"不可承受之重"。通过对瑞典医疗保障制度的探讨,可以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提供借鉴和启示。一、瑞典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高福利性(一)瑞典医疗保障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30年代起,瑞典逐步扩大医疗保障等福利措施,在卫生保健领域推行"全民健康保险"的政策。瑞典在1947年开始实行强制性医疗保险制度。

司法改革视阈下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的改革与重塑

为了进一步体现司法民主,本轮司法改革扩大了人民陪审员的参审范围。参审范围的总括性规定较为广泛,力图扩大陪审员参审范围;原则上参审类案件的文本表达尚且模糊,并且遗漏了死刑案件;当事人申请参审类案件的裁量权在于法院。应当在平衡司法民主与司法效率的基础上,基于陪审必要性考量将参审范围限于重大复杂案件;具体区分为原则上适用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和被告人选择是否启用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两大类;并且应当明确审判组织构成不合法的程序性后果。

我国刑事诉讼卷宗移送主义的回归

在历经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案卷移送主义、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复印件主义之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卷件移送方式上回归了卷宗移送主义。世界各国的公诉案件的移送方式主要有三种模式,即起诉书一本主义、卷宗移送主义和混合模式,每种案件移送方式都与其诉讼模式、法律传统、历史文化紧密相关。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回归案卷移送主义不会影响审判公正,且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并且也符合我国的诉讼传统和诉讼模式。

美国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司法利益”标准——以克莱尔案件人身保护令程序为例

在克莱尔案件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面临死刑案件公平裁决和确保死刑判决终局性之间的冲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2年对克莱尔案件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在定罪后人身保护令程序中,死刑案件更换律师的标准应当和非死刑案件一样采用"司法利益"标准。死刑案件的终局性是"司法利益"的关键,死刑案件的公正性是"司法利益"的底线。

艰难的平衡:追诉有组织犯罪中的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

追诉有组织犯罪需要平衡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有组织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必须强化打击度,正当程序的理念决定了必须恪守程序正义的底线。为了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应当强化刑事侦查手段,加强证人和被害人保护,鼓励被追诉人与控方合作,倾斜证明责任分配。在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过程中,也应坚守人权保障的底线:禁止使用酷刑手段,辩方有效参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程序依法公开。

庭审旁听权及其实现机制

庭审旁听权来源于司法公正权、信息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和政治监督权。各国公开审判的旁听制度并无针对国籍、性别、身份的特别限制,更没有针对记者的特殊要求。公民应当只需经过安全检查就可以进入法庭旁听,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和特许证件。旁听证应当按照排队顺序或者机器取号的顺序公平发放,媒体代表等特殊人员应当享有优先旁听权。旁听席中设置媒体席,将会使案件情况通过大众媒体得到更广的传播。我国应当通过改革旁听公告方式、合理安排庭审场所、听取旁听人员对审判的评论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旁听权。

浅议如何运用网络平台展开法学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是法学教学方法的一种重要方式。运用网络平台展开法学案例教学更是将先进的网络导入进来。本文除总结了运用网络平台展开法学案例教学的流程外,还提出这种方式的开展应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美国陪审团废法的正当性考察

陪审团废法制度的历史是人民争取自由的历史。陪审团废法起源于英国人民反抗王室利用法院迫害批判者,在殖民地时期用于反对殖民者的暴政,在美国建国后它成为了民权运动的守护神。陪审团废法被滥用导致法官限制陪审团废法,法官限制陪审团废法侵犯了被告人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也侵犯了陪审团废法倡导者的言论自由。陪审团废法是陪审制内在机制的产物,具有正当性。虽遭质疑和批判,陪审团废法在陪审制国家始终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单塔单跨悬索桥的施工监控

由于目前采用单塔单跨钢桁梁这种结构形式的较少,此类结构的施工监控经验处于起步阶段。为此本文依托西藏通麦特大桥,通过数值计算分析和现场监控对单塔单跨钢桁梁悬索桥施工监控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对此类桥梁结构的施工重点、难点及关键点进行分析和研究,期望为此类桥梁的施工提供部分借鉴和参考。

论医学院校设置医事法学专业的必要性

医事法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在国内尚处于发展阶段。该学科以其专业性、交叉性、复合性有别于传统的法学专业和医学专业。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到2000年我国要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卫生服务、卫生保健、卫生监督执法的卫生体系。并要求尽快培养一支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的专业卫生队伍。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医学院校开始了医事法律方向学生的招收。

刑事判决书的语用诠释

刑事判决书不是一个静态的"单向"文本,在语用学的视角下审视判决书,可以发现它是一个包含判决书书写者与判决书受众之间互动的"双向"语篇。判决书中的语言受到特定的法系环境、社会距离、权势关系、权利和义务等语用参数的影响。对判决书文本中典型语料的分析,证明语用学理论对判决书话语的使用和理解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进而证明了语用学视角是研究判决书语言的一种可操作的分析进路。

死刑复核程序指定辩护的困境与路径

律师有效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直接影响程序正义和实体结果,当前指定辩护的缺失与被告人强烈辩护需求之间矛盾突出。首先,应改变重监督轻救济的思维方式,明确死刑复核阶段的指定辩护权,确保律师参与的广度。其次,应加强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律师具备有效辩护手段,强化政府责任提升律师辩护能力,保障律师参与的深度。最后,摒弃行政审批模式,在死刑复核阶段增设听证程序拓展辩护时空场域,强化律师参与程序的话语权,增进律师的参与效度。我国死刑复核程序指定辩护制度必定沿着缺失指定辩护——扩展指定辩护——强调尽职辩护——突出辩护效果的轨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