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传播——以嵌入生活世界为角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需要其能够嵌入到生活世界之中,然而,生活方式多样性和价值向度多元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与生活世界脱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实现需要从政府推动走向受众理性,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日常生活模型;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统经典文本与日常生活规范辩证联姻;需要从形式走向内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日常生活内容模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样式

传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兼具语境性、目的性、生成性和层级性。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内向传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基本样式。这一四维传播样式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价值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证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是个体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米德的"主我"与"客我"范畴对此进行了揭示,其本质上是一个主我客我化,客我主我化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厘定了国家、社会和个体发展方向,为作为个体的"主我"建构提供了"国家客我"、"社会客我"和"个体客我"的规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沟通自我与社会的符号要达至个体心灵,仅仅依靠语言符号或者非语言符号难以完成使命。然而,认知基模的优化保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内传播的实现。

道德教育研究的学科立场回归与坚守

作为塑造健康人格和良好品性的道德教育有自身特定的微观组成和特殊的成长规则,它体现为其本身所固有的学科立场。在当代,诸种因素使道德教育研究的学科立场处于失守之地。因此,对道德教育研究学科立场失守以及如何进行学科立场的坚守进行考察,利于道德教育研究的理论推进和道德教育实践效果的提升。

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关系的当代省思与重构

道德教育理论本身的层级性以及道德教育实践活动的繁多性决定了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二者的发展逻辑并不完全一致。文章探讨了当前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关系"断裂"的现象,分析了二者互相支持、相互满足的内生关系,为最终重构道德教育理论与道德教育实践关系找到合理的路径。

哲学语境中的教育信仰

教育信仰是教育主体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对教育观念和实践表现出来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教育自觉、教育自律和教育自省是其三重规定。人的旅途性、未完成性和创造性要求人类确立教育信仰。在当代,保持对教育的想象和捍卫本真性教育实践是教育信仰得以确立的关键。

红色基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嵌入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原始域间,它由理论层、价值层、制度层与事实层组成。红色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内在根据,是贯通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间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践中能够实现的重要方式。红色基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嵌入,要首先在前提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红色基因的引领;要强化红色基因资源的挖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丰富资源;要解释红色基因内蕴的精神品格,以此来涵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地悲剧·逆向选择·搭便车——“双一流”建设的困境及其规避

"双一流"建设受到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搭便车"框架的宰制。无论是公地悲剧还是逆向选择抑或是搭便车理论或行为,都与人的逐利性无法分开,人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人们可能会选择最利于个体的方式行动。利益冲突蕴含利益一致,通过不同层面的制度设计和个体的德性规约等方式,公地悲剧、逆向选择和"搭便车"行为能在"双一流"建设中得到有效的规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图像转换

现代性在成就国家性、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同时也成就了个人主义、工具主义和自由缺场的三重隐忧,现代性隐忧的消除不仅需要物质维度的寻求,而且需要现代精神的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回应现代性中获得的一种精神重构。通过图像转换,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传播的实现。

发现、创造还是阐释——评沃尔泽的道德论证方式

道德哲学存在着发现之路、创造之路和阐释之路三种形式,由于发现之路印证了伦理的虚幻性,创造之路刻画了伦理的非现实性。因此,沃尔泽极力强调道德哲学的阐释之路。然而,任何一种道德哲学的论证都不是单纯的发现、创造和阐释所能完成的,相反,三者的互渗联姻也许才是道德哲学证明的可行方式。

阐释·反思·想象——论道德教育的生存论之维

道德教育的发生及其实现依托对道德的阐释,而阐释需要反思系统加以捍卫。道德阐释与反思各有其适用的边界,想象的空间是巨大的。道德教育低效的状况需要道德教育本身的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没有绝对的阐释,亦没有不变的反思。成功的转型需要道德教育尊重阐释,坚持反思,但更需要道德教育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想象。

后果主义与正义的相容——费尔德曼对功利主义的间接捍卫

功利主义要求在每一种情景中伤害和利益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分配,然而这种分配方案由于没有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从而隐含了具体的不正义。为了祛除这种不正义,费尔德曼以内在价值为基础构建了以C+JH为模型的后果主义价值论。由于这一模型既考量了后果,又兼具了正义与应得的多种维度,并把人们过去的行为与德性的品质纳入其框架,因此它不仅能保留功利主义的关键洞见,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待人。

价值澄清方法——高校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借鉴

价值观教育是大学生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通过一定的方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维度。价值澄清方法是一套比较系统的方法体系,其积极方面的有效合理运用,这对促进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注重学生内在道德冲突的激发,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与选择能力,在内化与外化基础上走向外化,提高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转变传统教育理念,让教育真实地走进生活是价值澄清方法在高校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的有效途径。

谈谈教学中如何“导入”

教学质量的提高主要依靠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的好坏与每节课的"导入"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导入"有效与否直接关系着教学质量的好坏。其中,多种"导入"方法的运用又是关系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

市场经济背景下青年学生“去圣化”倾向及对策分析

青年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信仰缺失、理想淡化、价值偏差、生存迷茫等"去圣化"倾向。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问题、教育失真、学校道德教育的去实践化、多元文化的蓬勃发展是青年学生"去圣化"的主要原因。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加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力度以及开展多元文化教育能有效扭转青年学生的去圣化倾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人民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人民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以人为本"理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从理论根基上确定了人民性;其以育人为本为工作方针,从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上体现了人民性;其以全面发展为战略主题,构建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能力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从人的终极发展目标上表达了人民性。

动力与回应因素下的善治及其中国任务

时间、环境、主体构成了善治的动力性因素,而观念变革、过渡策略、统筹兼顾则是对善治动力性要素的理性回应。然而,这种回应的暂时性决定了善治的实现需要在事实和规范之间通约的基础上寻求德性化,在处理好国家理性和公民理性关系的基础上避免善治悖反,在遵循辩证法基础上使善治制度建构和演进既要结合又要适当分离。唯此,善治中国方能实现。

人与道德教育的价值互释——论人的主体性生成及其架构

人是作为道德教育主体而存在的。因此,品格的善性缔造与养成,人性之光辉映射的恰恰是道德教育的光临与在场。然而,人亦是道德教育的剧作者,在道德教育风采的展示过程中,人类始终处于道德教育发展的中心,发挥着无法替代的核心作用。人的主体性之所以得以成就正在于人的道德教育自决性、道德教育自觉性和道德教育自为性。

国家诉求和公民诉求——兼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处理好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的关系。历史上,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呈现为紧张的内在关系,实质上表现为国家诉求的张扬和公民诉求的淹没。在当代中国,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表现为良性的互动关系,但这不意味当代中国国家诉求和公民诉求不存在抵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在国家诉求与公民诉求深层互动上下大力气。

“正当”还是“决定程序”——后果主义语境下弗雷伦理论的考察

作为后果主义主要形式的行动功利主义在伦理学发展史上曾发挥过轴心性的作用。由于它提供了一种相对简单的指导和较容易运用的道德理论,因此,它似乎能够被大多数人作为日常生活的道德所决定。但由于其与道德直觉存在明显的冲突,行动功利主义遭遇了非议者的猛烈抨击,随之而来的是其辩护者对它的仔细考察和修正。这期间,最有意义的发展好像是黑尔的间接功利主义。在黑尔看来,行动功利主义是批判层次(理论层面)上而非直觉(日常生活)上的直接判断,这些改变使行动功利主义看上去既是一种关于正当的理论又是一种关于如何道德的思考的理论。然而,弗雷认为,行动功利主义必须在作为一种正当的理论和一种决定程序之间进行区分,得到适当理解的行动功利主义仅是一种正当理论,而惟有道德的思考才可能是一种行为的决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