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问题,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数字金融、融资约束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显著正相关;数字金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防止企业过度虚拟化提供参考。

多层网络视阈下银行业系统性风险跨网络传染研究

研究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跨网络传染对识别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及传染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10年第三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数据,构建动态决策层网络(基于共同股东形成的共同股东网络)与动态经营层网络(基于共同贷款形成的债权网络与基于共同持股房地产公司形成的股权网络),在多层网络特征及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的多层复杂网络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银行多层网络中心性与系统性风险显著正相关,相较于单层网络,多层网络结构能够捕捉更多的系统性风险信息,对系统性风险有更强的解释力;银行系统性风险传染具有显著的网络间与网络内立体式特征,为系统性风险防范提出新思路;在银行业多层网络间,存在决策层网络至经营层网络的风险传染渠道,系统性风险呈现跨网络立体式传染特征。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的演化博弈分析

鼓励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创新是促进节能减排的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利用比较静态与仿真模拟方法分析了产学研成本收益和政府干预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创新演化的影响。(1)技术突破收益分配系数与政府采购收益分配系数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具有决定性影响,对产学研合作创新策略的选择具有非线性效应。(2)企业(学研即URIs)的成本收益参数通过改变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市场的供给曲线,调整企业(URIs)对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需求(供给),并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市场的需求(供给)产生冲击,导致创新主体的分配条件发生变化。当企业分配条件降低,URIs分配条件提高时,产学研更可能形成合作创新。(3)政府干预主要通过影响新能源汽车产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供给函数,改变创新主体间的分配条件,以此推动产学研合作创新实现。(4)合作创新机会成本、维护成本、研发投入成本的上升抑制了产学研合作创新;技术突破收益、研发补贴增加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新能源公车采购有利于产学研合作创新形成。最后,本文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产学研合作创新实现提出了政策建议。

谁主“沉浮”?——基于投资者理性变动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我国股市波动加剧,引发了社会很大关注。本文以系统论的视角,将股市作为开放系统进行研究,综合分析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将股市系统的投资者按理性程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理性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者和有限理性投资者。通过仿真三类投资者在市场中的动态变化,演绎投资者理性结构对股市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的理性结构变动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非理性投资者也有在市场中存在的必要性,能够丰富市场的流动性。三类投资者在股市交易中理性程度的动态演绎也构成了股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未来将继续深入研究投资者的理性结构变动对股市波动的时变影响,将进行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以揭示更加复杂影响路径的生成机理。

不充分外部竞争环境下企业股权结构与创新关系再审视——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

在探究不充分竞争外部环境影响企业创新机理的基础上,结合交易成本、委托代理等理论重新审视股权类型多样化、股权集中度、企业规模与年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以2014-2015年861家上市企业及2015-2016年936家上市企业组成的非平衡删失面板数据为样本,验证了面板Tobit模型。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权类型多样化显著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创新绩效与股权类型多样化显著正相关,与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与股权集中度相比,股权类型多样化比股权集中度更能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企业规模与年龄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支持了"创新累积假说"。在外部环境竞争不充分情况下,股权类型多样化与股权集中度组合是企业获得互补性创新资源的重要途径,对于降低交易成本、缓解委托代理冲突与委托-委托冲突具有重要意义,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做大做强的有效途径之一。

汇率与国际贸易关系研究:国外文献综述

论文对有关汇率与贸易关系的文献进行梳理,主要侧重于两方面的内容:汇率波动与汇率失衡分别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总体而言,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条件性与不稳健性,其影响的程度与方向依赖于对冲工具的可获得性、贸易商的风险规避类型、生产结构、调整成本及经济一体化程度等。而汇率失调在短期内对贸易存在显著影响,影响程度依赖于贸易商的定价策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等。在长期内,汇率失调对贸易几乎不存在影响,除非市场存在其它紊乱因素。因此,汇率只是影响贸易的因素之一,以贸易平衡为核心的全球经济再平衡不能只依靠汇率的变化来实现。

基于SARIMA模型的短期通货膨胀预测

文章首先运用CUSUM检验及Chow断点检验对我国1994年1月~2012年12月的月度CPI进行断点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季节ARIMA模型（SARIMA）对我国CPI数据生成过程进行估计,最后对我国CPI进行了样本内预测及样本外预测。

产出、通货膨胀、汇率及货币政策互动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VAR模型、方差分析研究了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及方差分析进一步分析了各变量波动的程度及其时滞性。

基于Rolling Regression及VAR-DCC-GARCH模型的股市时变协动研究——发达市场对中国大陆股市存在金融传染吗?

本文以2002年5月至2013年12月为研究区间,利用协整模型、滚动回归模型及VARDCC-GARCH模型对中国大陆股市与日本、香港、新加坡股市间的时变协动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内,中国大陆股票市场与香港股市存在时变协整关系(截距与斜率均具有时变性),与新加坡股市存在着弱协整关系,但与日本股票市场不存在协整关系;中国大陆股市与香港股市、日本股市间的时变相关系数具有长记忆特征,而与新加坡股市时变相关系数并不具有持续性;亚洲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大陆股市存在显著的金融传染效应。

基于收益与波动外溢的股市与汇市关联性研究——来自VAR(1)-MGARCH(1,1)-BEKK的证据

对2005年以来中国股市与汇市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研究,全样本分析结果支持了"股票导向理论",即我国股市对外汇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单向外溢效应,包括收益外溢、冲击外溢、波动外溢、股市对汇市的非对称交叉外溢。但是,基于子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市与汇市间的上述外溢效应在金融危机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金融危机前支持流量导向理论,而金融危机后支持股票导向理论,这种变化与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产密不可分,这客观上增强了我国股市与汇市的关联性。

经济周期视角下人民币汇率传递非对称性计量研究

使用1980 ～2010年的季度数据,应用带通谱回归技术分两个阶段研究人民币汇率传递关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传递存在关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在汇率传递的第一阶段,繁荣时期的本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影响小于其他周期阶段的影响;在汇率传递的第二阶段,繁荣时期的进口价格上升对本国物价水平的影响比其他周期阶段更强;此外,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第一阶段的传递具有完全性,而在第二阶段的传递则为部分传递.鉴于汇率传递具有关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操作要注意“冷热”有别,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与前瞻性.

汇率波动对区域经济增长及通货膨胀影响分析

文章采用几何加权平均法对省际区域实际有效汇率进行测度,利用AR(1)-GARCH(1,1)估计了汇率波动率,并采用省际面板计量模型对汇率机制改革效应及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分别与区域有效汇率、汇率波动率、投资、政府支出存在面板协整关系;汇率升值及汇率波动率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该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及时点异质性,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民币升值对区域通货膨胀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具有截面异质性,但是波动率的上升则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且具有时点异质性。

政府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MTAR模型的瓦格纳法则再检验

文章基于1978～2012年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数据构建并估计了tar、c-tar、mtar、c-mtar模型,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门限协整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存在非对称门限协整关系,且仅存在经济增长影响公共支出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我国存在瓦格纳法则。c-mtar模型（一致惯性门限自回归模型）最适于模拟我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

市场地位视角下零售企业供应链关系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机理分析

随着线上业务的开展,零售企业的订单量明显上升,然而,这在加快商品流转速度的同时也为零售企业带来了巨大资金压力。对此,零售企业如若具有良好的供应链关系,则能够延缓付款周期、加快账款回笼速度、获得商业信用融资,从而缓解资金压力。然而,在现实供应链中,许多零售企业往往专注于压缩成本,忽视了良好供应链关系的构建,导致难以获得商业信用优势,进而难以获得商业信用融资。因此,本文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零售企业供应链关系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机理,以期引导广大零售企业重视供应链关系的维持与经营。结果表明:供应商关系显著降低商业信用需求;消费者关系显著提升商业信用供给;供应链关系显著降低净商业信用。随着市场地位上升,供应链关系对净商业信用的负向作用将被调节为正。当零售企业为国有时,供应链关系对净商业信用的负向作用将被调节为正。

基于因子增广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经济转轨背景下,仅以某一单个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无法完整捕捉我国货币政策态势,货币政策效应估计存在误差。基于此,论文采用2005年1月—2014年6月相关变量(31个产出相关变量、4个物价相关变量、5个货币政策工具变量),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分别构建产出因子、通货膨胀因子、货币政策因子,据此估计由三因子组成的FAVAR模型,实证分析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结果表明:现有以单一指标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的研究低估了货币政策的真实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以货币政策因子为政策变量的FAVAR模型避免了"价格之谜"现象。

新兴经济体金砖五国的汇率传递计量分析

文章以若干假设为依据,先后构建协整面板模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及VAR模型,利用月度CPI与名义有效汇率数据,对金砖五国(BRICS)的汇率传递速度、程度及汇率传递弹性的异质性与时滞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汇率与物价之间满足协整关系;金砖五国的汇率传递具有不完全性与非对称性;金砖五国的通货膨胀水平具有强持续性、截面异质性与时点异质性,且时点异质性服从AR(2)过程;国内物价水平对汇率传递的响应存在超调现象与时滞性;基于中国VAR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汇率传递弹性在五国中最小。

基于非对称ARDL模型的汇率传递计量研究

文章以加成模型为理论框架构建非对称ARDL模型,以1991—2013年为区间,通过边限协整t检验、F检验及Wald检验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传递在长、短期内都有显著的非对称性;本币贬值对消费者价格上升的影响大于同等程度升值对价格下降的影响;对称ARDL与非对称ARDL中的汇率与消费者价格均有协整关系,但前者忽略了汇率传递的非对称性,高估了汇率传递,使建立在对称ARDL基础上的通货膨胀预测存在严重偏误,影响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

人民币汇率变动的物价传递效应研究——基于递归VAR模型的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可分为两阶段:一是汇率变化对国内进口品价格的影响,二是进口品价格的变化对国内CPI的影响。以2006年6月至2011年12月为研究区间,对汇率传递进行分阶段计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汇率变动对进口品价格的传递程度较小,约为6.8%;进口品价格的变化对工业品价格的传递程度为14.5%,而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递程度仅为6.24%,因此,汇率变动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比对工业品价格的影响更为平缓。实证结果还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过影响国内生产者价格进而影响到CPI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形成机制,而需求冲击对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影响较为温和。

OLS方法与Fuller统计量在非对称协整的估计与检验中的适用性探讨

文章将变量分解为正向累计和与负向累计和,推导了两个变量正向累计和之间非线性协整的性质、检验与估计过程,在利用Monte Carlo实验构建了相关序列的基础上,给出了新的ADF检验的临界值。最后,将上述理论与方法应用于法国、荷兰及意大利真实汇率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变量正向累计和或负向累计和之间的线性回归式存在设定偏误,不能直接使用OLS进行估计;在对回归式进行适当修正后,可以采用OLS进行估计;新的临界值与Fuller临界值非常相似,可以用Fuller统计量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时,不代表序列分解成分之间没有协整关系;尽管三个国家实际汇率不存在协整关系,但是其累计升值成分具有非对称协整关系。

构建主义与SOLO评价视角下的计量经济学项目驱动式教学实践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构成经济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计量经济学的本质是经济学,但是又不可避免地与数学、统计学存在知识交叉。学科的交叉性使得计量经济学具有高抽象性、强理论性、突出的实践性与强数理基础等特征,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的提高,影响了教学效果。基于此,论文基于构建主义对项目驱动式教学的实践过程进行总结与反思,以期进一步完善,最终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提高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