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构建以审判为核心的审判辅助管理模式——以审判事务分类管理为基础

当前改革的背景下,员额制改革基础之一的审判辅助管理改革面临四个现实问题,通过探寻适合我国实践的审判辅助管理模式,分析我国目前混合管理模式的弊端以及分类管理模式的优势所在,结合我国审判实情,得出分类管理模式更加适合当前司法改革需要的结论。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通过提出分类标准将审判事务分解为审判核心事务与审判辅助事务,再在审判辅助事务内部精细化区分专业性和一般性审判辅助事务。最终,以审判事务分类管理模式为基础,从四个方面着手探索我国审判辅助管理模式的构建。

法官惩戒制度改革背景下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有序衔接机制研究

《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要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这就要求在构建我国的法官惩戒制度时,既要建立并发挥法官惩戒委员会对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的专业审查认定功能,同时又要合理保留并发挥既有的纪检监察程序的作用。通过对我国现行纪检监察制度与域外主要法治国家及地区的法官惩戒制度进行对比,提出我国法官惩戒制度改革中纪检监察式惩戒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两套程序衔接的改革方向,探索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宏观制度构建与微观程序构造。

乡村法庭适度增设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

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乡村法庭理应成为核心枢纽,但近年来乡村法庭数量却一直处于持续萎缩状态,必须及时纠偏进行适度增设,迈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枢纽建设的第一步。通过对全国、S省人民法庭的数量进行考察,发现从历史视角以及对比视角来看,乡村法庭建设均处于弱势地位。本文从结构功能主义的适应、目标达成、整合和潜在模式的维持四个视角对乡村法庭职能实现进行了验证,从经济、政治、社会共同体和文化模式托管四个视角对乡村法庭适度增设的基础进行了论证,对可能产生的的负功能和潜功能进行了回应,同时以S省Q市L区为例,基于GIS空间可达性对乡村法庭增设数量进行了具体测算。

内设机构改革后审判管理的价值平衡与实践改进

内设机构改革并不是弱化审判管理,而是对审判管理模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法院内部管理者数量、管理层级的大幅减少以及管理幅度的大幅增加,在缺乏配套审判管理模式的情况下,原有科层化模式在实践运行中产生了诸多问题,究其根源就在于法院内部对管理者"善治"逻辑惯性的依赖。因此,应当建立一种新的逻辑体系,处理好合议庭与院庭长之间、管理者"善治"与信息化和制度化管理之间、类型化和专业化与个案型和管理型之间、司法责任制与审判管理需求之间矛盾冲突的博弈平衡,并在此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探索构建现代理性的审判管理模式。

从边缘走向审判中心:以职能重新定位为基础构建研究室法官员额配置及管理模式

一、重新认识员额制背景下研究室该何去何从 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后,最高人民法院同期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目标,提出了《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要求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法官员额制的建立,意味着只有承担相应审判专业需求的岗位上才能够分配员额。

如何实现正义:司法裁量权责主体的错位认知及其矫正--以法院整体本位为内在逻辑

理论界和实务界仍然存在司法裁量权的权责主体均归属于法官的认知偏差,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权力行使的失范现状。相较于法官个体本位而言,由法院整体本位行使司法裁量权明显更符合国家权力配置要求,更契合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过渡的时代背景,在实践层面也更有比较优势。鉴于此,厘清其权力结构逻辑,从而进行错位认知矫正显得尤为迫切。在形式法治场域向实质法治场域过渡背景下,司法裁量权应当坚持法院整体本位,分为封闭型司法裁量权和开放型司法裁量权,由合议庭、独任法官依据司法责任制原则行使封闭型司法裁量权,由审判委员会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行使开放型司法裁量权,是解决当前权力失范现状的更优制度设计。

关于青岛法院人民法庭情况的调研报告

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在新时代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遇到更多复杂的问题,承担更加艰巨的任务。然而,当前法庭总体呈现出定位滞后、功能弱化等趋势,区域布局不够合理、人员配备不够到位、审判职能和基层社会治理职能发挥不够充分、基础设施及信息化保障水平也不够高。因此,应当按照“优化、强化、专业化、信息化”改革思路,坚持优化一体化布局、坚持两个侧重、健全三个网络、强化四重保障“一二三四”举措,对人民法庭进行全面改革,以切实推进新时代人民法庭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