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蔑视、非优策略选择与危机僵局

当国际危机成为危机发起方追求既定目标的手段时,理性的国家领导人通常倾向于避免投入过多成本并希望尽快结束危机。但是,作为实现自身目标手段的危机在令双方持续遭受非必要损失的前提下,两国的决策者并未迅速结束危机,相反却使危机陷入久拖不决的僵局。传统信号博弈理论因其理想化的理性行为体假定而难以有效回答上述问题,政治心理路径在解释该问题时也缺乏对因果机制的梳理。由于蔑视因素是危机陷入僵局的深层原因,作者通过将蔑视因素引入传统信号博弈理论,提出了有限理性信号博弈模型,认为危机中的一方对另一方采取的蔑视行为会诱发后者领导人及其国内民众的错误知觉与愤怒情绪,继而导致该国领导人的非理性选择,致使危机双方领导人在决策时背离结束危机的最优解而选择非优策略,最终使危机陷入僵局。伊朗人质危机案例验证了有限理性信号博弈模型对危机陷入僵局的理论解释力。

国家安全的情感逻辑:一项理论性分析

既有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将国家安全状态与过程看作是国家理性建构的结果,忽视了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情感因素可以影响到国家安全信念、国家安全决策、安全共同体和国家安全状态四个环节。亦即国家情感和领导人情感会影响国家安全信念的生成,民众与领导人的情感既能够塑造国家安全决策的制定过程,又可以策略性地推动国家安全政策的落实。国家间的情感依恋和情感信任有助于推动安全共同体的构建与维系。领导精英的情绪控制和运用能力可以促进国家安全状态的达成,因为愤怒与仇恨等原生性情感可能引发国家间冲突,而工具性情感在特定条件下则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厘清国家安全的情感逻辑有利于完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同时也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球安全倡议的价值,为实现上述中国的安全方案提供可行的微观路径。

声誉、声誉崇拜与国际冲突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心声誉无法在国际冲突中形成,因此政治家对决心声誉价值的执着信念仅仅是一种声誉崇拜。在概述了声誉崇拜的逻辑与由此产生的操作码之后,探讨了声誉崇拜在冲突中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模式,继而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究。整合结构因素与心理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国家行为,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会带来有益的发现。

西方缘何难觅政坛领导力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言论颇具娱乐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20年访问印度时声称“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非常好”,会场空气因此凝固;时任英国首相特拉斯2022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时提到“英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对罗斯托夫和沃罗涅日地区的主权”,其实这两个地区是俄罗斯的古老城市,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