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巡院初探

中唐以后,叛镇迭起,边患频仍,衰微的中央政权为了支付巨额军费,不得不拚命搜刮钱财。但各地皆成藩镇,独立性增强,旧的财政体制很难奏效,于是中央便设置新的财政机构,直接插手地方上的税收赋敛,形成新的财政体制。这一套新的财政体制对维护唐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势力起了重要作用。

论中晚唐的中枢体制

安史之乱后,唐朝中枢最显著的变化是宦官执掌大权。肃宗朝,宦官李辅国成为头号权臣,身兼十余使,掌管符印军号,又统禁军,不论宰臣奏事或司法断案,都由李辅国上达,往往口称制敕自做决断,无人敢持异议。代宗朝宦官程元振取代李辅国,依然权势煊赫。其后的鱼朝恩因统领神策军而更为专横。宦官参与中枢是从玄宗开始的。宦官高力士曾为玄宗掌管日常机务,传递进奏文表,代理处决细务,但未执掌军政大权。安史之乱期间,政府流亡,百官离散。

唐代北司的司法机构

南衙北司之争是唐后期的一大政治问题。南衙朝官和北司宦官互相倾轧、长期恶斗,甚至以武力对抗,加剧了中央政权的内部矛盾,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本文试图从北司的司法机构入手,研究在司法方面南衙北司的分立和抗争。

唐咸通时代奢侈风气述论

1987年4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存放佛指舍利的地宫重见天日,大批唐代珍贵文物破土而出。面对着这批金碧辉煌、巧夺天工的金银、玻璃、陶瓷器皿、纺织品和佛教法器,人们惊喜之中不免挟带着几分困惑:如此豪华的排场,如此高超的工艺,不应是盛唐产物么?可器物上清楚地铭刻着“咸通十二年”、“咸通十三年”、“咸通十四年”。在通行已久的历史认识中,咸通时代已是唐朝从衰微破败走向灭亡的阶段,任何富丽景象、豪华气派都与之无涉。其实这只是对历史观察太粗略或太偏于宏观认识的错觉。咸通时代对于官僚贵族、都市富民来说,还是一个繁华盛世哩! 公元859年,唐懿宗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咸通。公元873年,即咸通十四年,懿宗去世,咸通时代结束。咸通时代处于唐末大动荡的前夕,是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它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那股充斥社会的奢侈之风。韦庄在一首题名《咸通》的诗中写道:“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诸郎宴罢银灯台,仙子游回壁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此诗通篇烘托的是一个“奢”字,可见“奢”是咸通时代社会风貌的基调。法门寺地宫里那种令人震惊的场面不就是这个“奢”的具体写照吗?抓住“奢”这个线索。

高力士是马嵬兵变的后台——代黄永年先生答司马严颋同志

马嵬兵变因其导致杨贵妃和杨国忠之死而令古今史家瞩目,对其事实及原因的记述和探讨可谓多矣。黄永年先生在对睿宗、玄宗、肃宗朝政治的通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高力士是马嵬兵变后台这一新说,使马嵬兵变的研究有了突破。司马严同志不同意这一观点,对黄永年先生《说马嵬驿杨贵妃之死的真相》一文的论证逐一指摘, 似乎凿凿有据,

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唐史学会第四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讨论会于1989年10月11日至16日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召开,出席会议的国内学者80余人,海外学者11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60篇,著名唐史学家唐长孺教授、韩国磐教授,日本著名学者古贺登教授、池田温教授,英国剑桥大学麦大维教授,联邦德国波恩大学柯维麟博士,香港大学黄约瑟研究员等十余名中外学者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会议举行了分组的学术讨论和一些专题座谈会。会议期间和会后,代表们参观考察了关中及西安市的文物古迹。会议期间还举办了中国唐史学会回顾展、部分唐史学会会员成果展和唐史研究图书展销。这次会议的学术内容有三方面,第一是总结评论1980年以来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成果。会议交流论文中约有半数是评述性文章,其中有的全面评述隋唐五代史的研究状况,有的概述评价一个领域或一个专题的研究,有的专评某一部论著。学者们充分肯定了近10年来隋唐五代史学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唐代的柜

柜是储藏物品的家具,在我国早已出现。《庄子·胠箧》云:“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匮即柜(櫃)的本字,可见至少在春秋时期柜已成为常用的家具。自春秋至唐代又过了千余年,柜作为一种常用家具的地位并未改变,但它本身又有了不少的变化。唐代的柜己是居家必备的用具。在敦煌出土的《分家书样文》(斯五六四七)中,就有“箱柜无私、蓄积不异”的文字,说明柜的使用是很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