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宣传下的“第三人”效果——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例

高估自己、低估别人这套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机制拓展到传播学中,就成了戴维森笔下的"第三人"效果。自该理论提出以来已有30多年,我国有关该理论的研究仍属于起步阶段,缺乏大量的本土实例研究。本文针对我国宣传体制,以"第三人"效果论为核心,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政策宣传为例,探讨"第三人"效果在有明确政治倾向性和态度指向的正面宣传影响下是更加显著还是退化。

新媒体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

21世纪,一个拥有无限生机的媒体已经兴起,人们称它为继报纸、户外、广播、电视之后的第五媒体——新媒体。新媒体在体育新闻传播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传播速度快、方式灵活,内容丰富,而且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但是每个硬币都有两面,新媒体由于发展尚不成熟,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困扰和不良影响。本文从正反两方面浅析新媒体对体育新闻传播的影响,以期对新媒体的发展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眷村形象的媒介表达

由于不同媒介的自身属性、表达特点和内容侧重不同,眷村形象在不同媒介上的表达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本文即通过眷村形象在实体展览、文娱产业、人际传播等媒介表达方式上的不同,挖掘其内在的表达理念,并结合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一步探究它所带来的表达结果及其蕴含的内在机制。

新闻“有态度”的弊端——以《网易另一面》为例

自2010年网易提出建设"有态度的门户网站"以来,其鲜明的新闻倾向、新颖的报道风格既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和调侃,使其网络关注度和点击率势如破竹,也为我国网络新闻带来了一支创新活水,为许多人所青睐。然而,这种新闻"有态度"的理论本质、背后的深意和可预见的弊端却是所知者寥寥。为此,笔者以网易特色专栏《网易另一面》为例,围绕其新闻"有态度"的核心主张,以新闻专业主义角度,从内涵定位、理论分析、弊端缺失等方面进行详细说明,并进一步提出解决建议。

论真人秀节目中“真”的创新体现——以“爸爸去哪儿”为例

2013年,湖南卫视一档名为《爸爸去哪儿》的亲子类真人秀节目获得了广泛口碑和超高收视率。它打破了传统真人秀节目的 "金字塔"式结构,以新颖的内容设计、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幽默的剪辑手法改变了真人秀节目中普遍存在的节目倾向功利、节目内容同质、节目操作虚假的问题,其着重突出的"真实"理念更是对当下真人秀节目的一种救赎,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和创新色彩。

新时期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现状及对策

新闻发言人,这个过去多在外交、国际事务等场合或电视里出现、代表国家和政府说话的人,现在离普通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近。在我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较晚,许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因此,我国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整个信息公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不断规范、完善和发展中。

我们生活在自己命名的白天与黑夜之间——金仁顺小说空间意象解析

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在创作中投诸人性的始终是一抹清冽的目光,她在打量人性的时候,善于通过空间意象的营造来隐喻人的精神困境。或者说,在金仁顺的笔下,空间不是静止的故事展开的场所,而是推动情节发展、展示人物隐秘心理的重要表意手段。

浅谈“Feed流”媒体——以《今日头条》、《手机百度》为例

近几年,今日头条、手机百度、天天快报等"Feed流"媒体盛行一时,即使面临许多媒体的口诛笔伐,仍然有无数公司前赴后继,无数用户删了又安,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文中,笔者将从传播学中的"使用-满足"理论、"场景设定"理论出发,探讨这一现象。

邵飘萍新闻思想探析

邵飘萍是"五四"初期的著名报人,他倡导新闻自由,维护新闻采访的真实性,其新闻思想在当时报人中颇具代表性。在媒体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他追求新闻真实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阈下我国网络文化的构建探讨

网络文化具有双重的价值属性,在发挥正向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加之网络作为新时期新闻事件、观念舆论的主要聚集地,如何抑制其负向影响,发挥其正向社会价值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鉴于此,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方法理论并结合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新闻传播视角针对我国网络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设建议。指出现阶段应加强网络文化的内容监管,创新主流文化的宣传形式,注重网络事件的对外宣传,把握网络文化的建设规律,从而构建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

“曹操墓事件”的反思:考古研究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定位

距今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河南安阳"曹操墓事件"事件中,充满了真假是非、变幻反复等新闻传播焦点,甚至出现了参与其中的某"学者"实为逃犯的重大新闻爆料,整个传播过程仿佛一出跌宕起伏的戏剧。一个普通的考古研究成果能够横生出这么多枝节而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新闻事件,是与新闻媒体的过度参与有很大关系的。媒体对于考古研究这种严谨的学术领域的参与,要有基本的专业准备,减少常识性的失误;同时,考古研究成果的发布也要注意把握时机和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