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原则的困境与出路

个人信息被称为“站在大数据顶峰的宝石”,“告知—同意”原则是保护个人信息权的黄金原则,却在实际适用中面临困境:“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难以界定,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之间的动态平衡空间难以建立。这就导致“告知”的结构性缺陷和“同意”的认知性缺陷。在现行法律框架中,根据“告知—同意”原则的价值基础,采取两分法将信息处理行为分为涉人格尊严的行为和无涉人格尊严的行为,以此作为“告知”与“同意”不同适用程度要求的标准,在解释论的立场为破解“告知—同意”原则的适用困境寻求出路。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经济理论分析及必要性

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刺激手段,排污权的卖方出售剩余排污权获得的经济回报,实质上是市场对其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补偿;因削减污染的代价过高而不愿意削减的企业购买其必须排污的排污权,其支出的费用实质上是为其外部不经济性而付出的代价。因此排污权交易对实现环境外部性的内在化,加强治污环保技术的应用,促进环境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顺利实行排污权交易制度,必须建立起配套机制,如实施环境容量控制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指标商品化和价格化,排污权交易与其他防治污染的经济手段相结合。

环境管理中引入绿色税制的构想

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依靠市场机制,运用经济手段。而经济手段的最新发展趋势是将环境税作为新的绿色税制改革的关键。因此对环境税的内涵和要素进行分析,探讨环境税在倡导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方面的优越性,并对中国现行税制的绿色化改革提出设想就具有现实的意义。

环境责任保险的负面效应及其规避

环境责任保险除了具有分散损失和强化环境管理的功能外,还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如环境责任保险会淡化被保险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引发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削弱民事责任制度的惩戒功能。分析了环境责任保险引发的道德风险的实质,并提出了相应的规避措施,如加强保险公司的监管,限定承保范围,采取差别保险费率和最高限额赔偿等制度,以求抑制环境责任保险的负面效应。

海域使用权:概念、法律属性及与相关涉海权利的界分

对于海域使用权的界定,可从海域使用权的基本概念入手,不仅要从正面界定其法律属性,还要从侧面通过将其与相关涉海权利进行界分来实现。海域使用权的客体具有价值的多重性和资源的复合性,由此决定了海域使用权与相关涉海权利发生冲突的必然性。海域使用权的法律性质之界定应从考察其事实上的特点着手,而不能囿于现行法律对其所作的处理之上。海域使用权与相关涉海权利的区别主要就是用益物权与准物权的区别,二者的效力冲突只表现在一定的海域范围之内,其协调应视这些涉海权利自身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案。

浅析环境利益保护视阈下《物权法》的完善

环境利益是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的维持生命延续与自我发展的效用,以及能动地利用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各种利益。在环境问题与环境危机的影响下,环境利益的实现必定受到阻碍。《物权法》规定了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保护相邻权,却忽视环境利益保护的理念,在物权客体范围与相邻关系等方面亦存在明显局限。应将"环境利益"纳入民事立法,尤其是《物权法》中,通过确立环境物权,丰富环境容量使用权、环境保护相邻权的相关内容,实现对《物权法》的完善,促进环境利益的民事法律保护与救济。

电子废物处置的主体责任

为了有效解决电子废物处置难题,需合理地划分主体之间的责任。在电子废物处置体系中,"主体的责任划分"直接关系到电子产品厂商、销售商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应在坚持"利益分配"理论和"产品受益者与义务承担者一致"原则的前提下,采用细分各主体之间责任的方法加以解决。在电子废物处置过程中,生产者具有预防责任、网点建设责任,消费者须承担绿色消费、积极选购环境友好产品的责任,政府有政策上鼓励支持回收处理企业的义务和制订相关法规标准与监管的责任。

浅析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的基金制度

环境污染损害事件中最复杂、最棘手的问题是对受害人的补偿。从兼顾效率与公平两大价值来看,我国应建立企业互助基金和政府救助基金制度。企业互助基金是由危险相近的企业或同行业的潜在污染企业通过缴纳基金份额形成风险基金,当其中某一企业因环境侵权而被索赔时,先由该基金支付赔偿,其后再对被索赔的企业追偿,体现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当加害人难以确定或加害人破产或者被撤销主体资格,而受害人又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时,应通过政府救助基金对受害人予以及时有效的补偿。政府救助基金由政府主导建立,是政府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体现,可以对企业互助基金难以适用的部分环境损害予以一定补充赔偿。因此,企业互助基金和政府救助基金有机地构成了完整的环境损害社会化救济的基金制度。

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理论及其制度探讨

环境污染具有累积性、缓发性、复合性和社会正当性的特点,所以过分地强调个体承担责任的赔偿方式已难以给予污染受害者以充分赔偿,污染企业也将承受沉重的负担,也会有违社会公平。有鉴于此,法律不仅应重视侵权责任的预防性和惩罚职能,也应重视对环境侵权受害者损失的填补职能,对环境损害的救济应实行个体化与社会化的结合。即通过高度设计的损害填补制度,由社会上多数人承担和消化损害,既可及时充分地救助受害人,又可避免加害人因赔偿负担过重而破产,保护经济发展。环境侵权责任的社会化,通常表现为财务保证、环境责任保险、行政补偿等制度。

环境责任保险的运作机制

环境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因污染环境而应承担的损害赔偿和治理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形式 ,是为排污企业设置的一道公共安全网 ,同时也使社会公众能够即时、充分地获得损害赔偿。为了更好的发挥环境责任保险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功能 ,在运作机制的设计上应采取差别保险费率、强制保险和由政府给予支持的制度。

环境损害救济的企业互助基金制度研究

因环境污染损害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已成为危害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互助基金制度是环境损害救济社会化的方式之一,它改变了在无法确定污染加害人或者虽然能确定加害人但是加害人缺乏赔偿能力时,受害人无法得到救济的情况。企业互助基金制度将企业的损害赔偿责任分散于具有同类风险的企业之间共同承担,同时不会将损害赔偿过多地转嫁给社会,仍然尽量由污染企业承担,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当前我国环境污染损害严重,企业赔偿负担过重,因此,需要建立企业互助基金制度,缓解企业压力,保障受害人得到有效救济。

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国际立法及适用

21世纪海洋环境成为人类获取能源的主战场,油污损害赔偿纠纷已从一国国内走向国际化。对于油污损害赔偿问题国际社会存在一些立法实践,由于海上石油作业起步晚、溢油率低,对海上平台溢油事件所导致的损害赔偿问题在国际社会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现法律适用的困境。通过制定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的国际专项实体公约或者将"海上平台"油污损害纳入"船舶"油污损害公约的调整范围,以弥补海上平台油污损害赔偿国际法适用的缺失。为确保国际公约的有效实施,一国内国法对国际公约应给予积极的回应。

浅析环境立法中的经济刺激手段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活动的"外部性"造成的。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基本目标,是纠正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使外部费用内部化。它通过市场信号来影响污染者的经济利益以此引导其改变行为,使环境管理更加灵活,降低了执行成本。我国环境管理中采取的是以行政管制为主的管理手段。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环境管理经济手段的应用已愈显紧迫。因此,探索并完善环境经济手段,使其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在环境管理中同时发挥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浅议效率违约

如果违约方从违约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他向非违约方做出履行的期待利益,法律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赔偿对方的损失而不履行合同,此即效率违约。在坚持契约自由的前提下,当事人只有在符合效率违约的适用条件时,才能行使不履约而赔偿守约方损害的选择权。效率违约理论顺应时势把经济学的效益原则和分析方法运用于合同法领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我们健全和完善违约责任理论、逐步实现从强调实际履行到以实际履行与损害赔偿并重的转变,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模式。

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评析与启示

目前，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环境责任保险业务和保险制度的发展已经进入较为成熟阶段，并成为各国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即通过保险的渠道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如美国、德国、法国等。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环境责任保险之路，这些国家环境责任保险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公法与私法融合的法律调整模式——环境管理中经济刺激手段的运用

在解决环境外部性的问题上,经济手段会比行政手段产生更大的利益激励机制和效率弹性。经济手段的作用在于通过对环境资源予以定价,将同环境污染与利用等相关的外部成本全部反映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促使企业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作出最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决策。因此,在环境政策的执行中加大运用收费、补贴、押金、排污权交易、环境税、环境责任保险等经济手段的力度是大势所趋。对环境问题的调节,在法律层面上,要求的是既具有私法的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内在激励机制,又有公法从整体利益出发保障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干预机制。

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方式的比较分析

环境侵权损害的救济必须采取多种救济制度相结合且互相协调的方式,采取任何单一制度都有失偏颇且难以为继。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由环境责任保险、提存金、互助基金、政府救助基金等组成,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情形,从而形成对受害人全方位的救济。在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仍是我们设计环境侵权损害社会化救济制度的主要选择。同时,还应采取"行业性企业互助基金"与"综合性政府救助基金"相结合的较完整的基金制度,从而实现环境风险的社会化分散和受害者权益的及时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