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应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重思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本体论上,提出将价值论纳入观照视野,超越文明冲突,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基于“共同体”国家间的信息共享;在认识论上,提出要吸收儒家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等不同文明形态的传播观,超越线性传播模式,构建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全球化与本地化的认识论;在方法论上,提出将非西方的研究思维纳入国际传播体系构建中,采用融通文化研究的混合方法。总体上,要通过基于文明互鉴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创新,为国际传播研究注入新活力。

“Z世代”与粉丝文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场景

推动全球文明倡议落实落地,可以从“Z世代”开始。“Z世代”是当前全球最受瞩目的代际群体,也是粉丝文化的主要实践者。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需要探索适应“Z世代”受众需求和行为习惯的战略路径。对此,要从时间和空间维度理解粉丝文化的产生逻辑,从区域国别视角把握全球粉丝文化的丰富图景,借助粉丝文化促进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粉丝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要将粉丝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实践中,针对不同国家“Z世代”与粉丝文化的特征,推动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发展,还要面向“Z世代”意见领袖群落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提炼与IP全球传播研究

当前,中国国家形象海外传播仍面临严峻挑战,中华文明的全球传播仍存在海外认同困境与瓶颈。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并且将这些标识操作化。IP传播具有符号化和可传承的特征,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有效路径。要从战略传播的顶层设计出发构建IP全球传播体系,以“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模式,通过“人文+科技”的融合互动,借助文化中介的桥梁和纽带,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乡愁记忆的再生产路径探析——基于河南省扶沟县丁岗村的田野调查

自上而下的帮扶型乡村振兴路径,存在遮蔽乡村内在特性及农民主体性的风险,因而从内生性视角探索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可行路径。乡愁记忆凝结着农民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当代文化的情感、价值观和体验,能够发挥凝聚、连接、扩散的作用。通过对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丁岗村的田野调查,关注了村内乡愁记忆的发展实态及村民与乡愁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城乡二元割裂背景下,现代性侵蚀着乡愁记忆的生命力,对其造成威胁。因而,应当从媒介、空间、主体三维一体的实践路径促进乡愁记忆的再生产,即复兴乡愁记忆的公共空间,利用新媒介实现乡愁记忆的传承,激励乡村农民、城一代、城二代的主体性,实现乡愁记忆再生产,进而促进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发展。

中韩“双十一”活动性节日扩散背后的媒介运作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赋予"双十一"购物狂欢的内涵,韩国乐天糖果公司则勾连起"双十一"与互赠巧克力棒的仪式。中韩两国的"双十一"虽是非官方节日,但经由媒介推广,这种活动性节日逐渐成为新民俗。其背后的媒介运作逻辑均是利用媒介创造一种消费的景观,入侵观众的思维逻辑,进而引发节日参与及购物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双十一"是在多方力量博弈的空间下生长,当节日意义与民众社会认同产生冲突时,该节日的内涵和形式将面临重组。

传播学视角下技术嬗变对春节压岁钱风俗的解构与重建

技术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压岁钱风俗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受到了技术的影响。使用微信红包收发压岁钱渐渐形成一种新的压岁钱风俗。这种"新"不仅在于载体之新,还在于对传统压岁钱风俗身体在场的解构,以及对虚拟仿真的新压岁钱风俗"微信场"的重建。一方面,这种新风俗突破空间限制,跟随移动支付潮流;另一方面,它削弱了面对面拜年的身体交流和情感维系。我们可以脱离维护传统习俗的浪漫主义和坚持技术进步带来风俗发展的进化论的二元对立倾向,积极应对这一新风俗,在此基础上建立面对面交流,维护孝慈观念这一精神内核。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而立之年的命运:驯化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移植、扎根与生长

每个理论均有其特定的生命历程。在新闻传播学界,驯化理论形成“国际新闻驯化”和“媒介技术驯化”两大理论路线,并正在成长为“明星”理论。本文以“生命历程”为经,“理论旅行”为纬,试图呈现正处而立之年的驯化理论在中国的命运。研究发现,驯化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经历了移植、扎根和生长阶段。在移植阶段,中国学者挪用驯化理论解释中国新闻事件和媒介发展过程。在扎根阶段,基于理论既有研究纬度的在地研究大量扩展。在生长阶段,中国学者以中国宏观现实和人文关怀调试驯化理论,重新问询理论预设,从时间、空间、性别、权力、技术、生命历程等纬度推动理论创新。但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也应警惕驯化理论可能遭遇被“经典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