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融互联网遇上互联网金融:替代还是融合

金融互联网是传统金融技术的升级,而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创新和金融重塑的新金融范式。在此基础上,从交易成本和风险分散角度出发,本文分析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内生性差异,以及分散风险的金融组织变革。最后,基于风险控制的目标,提出了金融互联网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替代和融合模式。

中国资本市场可转债发行与标的股票价格波动的关系研究

本文以中国资本市场的18只可转债及其标的股票为例,研究了可转债发行与标的股票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可转债的发行与否对于标的股票价格的波动性影响并不显著,解释力度不足5%。当对股本(流通股本)以及平均交易量进行控制后,发现解释能力得到明显提高,可达到15%,说明股本对股票价格的波动有一定影响。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方差分析的结果都不足以说明可转债发行与股票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是显著的。

中国式“钱荒”的机理、根源及对策

在我国巨额货币供给背景下,"钱荒"的发生看似是一个悖论,实质是银行体系内在结构性失衡和外部随机冲击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究其原因,在非均衡经济和金融抑制条件下,很多银行将短期负债大量投入低流动性的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造成严重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一旦出现某种或一组外在力量的冲击,银行就会出现暂时性甚至周期性"钱荒",在严重时则演变为一场金融危机。对此,制度设计者既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鼓励金融创新,又要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从而为根治周期性"钱荒"打下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边界问题

比较各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发现,不同的监管会引致不同的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又会引起金融监管边界问题。理论上,金融监管的可能性边界满足如下条件:市场主导型监管模式的金融创新活跃度等于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的金融创新活跃度。因此,最优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既是促进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完善的过程,也是抑制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过程。就我国的金融改革而言,放松金融监管,扩大创新领域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直接促进我国的金融创新,完善金融市场;二是改变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领导者和创新大国。

金融脱媒视角下的影子银行

中外的影子银行都实质性地推动了金融脱媒进程,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这是影子银行的共同特征。但是,在金融资源短缺和严厉的监管条件下,中国的影子银行呈现出二元结构的特点,从而削弱其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甚至固化现有银行体系中的某些制度性缺陷。因此,中国的影子银行是金融创新和金融抑制的混合体。本文据此提出,影子银行的根本出路是解决金融监管套利及金融创新的问题。

价格发现、卖空机制与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

国际经验表明,繁荣期的房价主要由看涨者决定,并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及其银行体系危机而结束。究其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缺乏长期均衡价格发现机制和金融制度存在偏袒性问题,以致看涨者能够进行杠杆操作,从事短期性投机。据此提出,在房地产资本市场引入房地产支持证券、国房景气指数期货和卖空机制,为看跌者在繁荣期或看涨者在衰退期的套利操作搭建制度平台,从而既为房地产投资者提供长期均衡房价信号,降低房价波动性风险;又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房地产资金来源渠道,降低银行体系的风险。

影子银行、信贷扩张与高房价问题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房地产泡沫产生基本上是信用扩张过度的结果,信用扩张则是由房地产的高预期收益率、低违约率等因素引起的。但是,对信贷风险总行负责制、"发放-出售"信贷模式和银行薪酬制度的考察发现,银行体制或金融体制内部的收益-风险错配以及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外部化才是信贷扩张的主要原因。本文从风险管理、薪酬制度、资产证券化、影子银行、金融监管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金融改革、权利配置与经济增长

从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非同步发展现象出发,发现金融改革存在滞后性,这种滞后改革的实质是向外部转嫁风险。其中,向政府转嫁风险之所以可行,一个根本条件是纳税人的权利认识模糊。但是,向公共部门转嫁风险的边际成本会不断上升,因而会降低此类金融改革的有效性,于是风险转嫁转向私人部门,这又要求公共部门让渡金融权利。金融改革方式的转变既优化了金融权利结构,又分散了金融风险,因而有利于完善金融市场及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

完全信息、信贷周期波动与银行体系改革

从银行信贷膨胀引起债务或金融危机的事实出发,发现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银行监管体制构建并未有效阻止债务危机的爆发,而当把信息不对称看作是金融市场的基本特征而非问题所在时,却推演不出银行信贷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对此,本文从货币起源、职能和中央银行等层面考察了银行体系的特征,发现银行体系通过提高交易工具的标准化程度,改进了交易效率,而这又实质性地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相比实体经济部门,银行体系更具完全信息特征,而完全信息强化了银行行为的一致性,并促成信贷的周期性波动。最后,本文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银行体系和中央银行层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1978～2008年粮食价格与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在1978～2008年，农业生产资料一粮食相对价格的变动会引起农业产出的变动，而不是相反。计量分析进一步确定了这种关系：它们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因此，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一粮食相对价格将会促进农业增长。这需要提高农民的市场谈判力，因而需要农户之间的专业化合作。在内部治理机制既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合作又取决于农户之间以及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外部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明代中国的税负及其财政危机的均衡分析

明代中国的管制税率很低,且长时期固定不变,结果导致了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税收的均衡分析表明,差役征收作为各级政府财政赤字的补救措施,不但没有缓和政府的财政危机,反而由于其"挤出效应"更加恶化了这种危机。鉴于此,明王朝只有把政府管制税率提高至税收供求双方决定的均衡税率之上,同时取缔各类差役征收,这样才能减轻纳税人的税负,扩大税源,增加政府税收,从而解决各级政府的财政危机。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困境及其出路

在稳增长约束下,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金融改革策略。这种增量改革可以赢得金融改革时间,避免短期内风险爆发,同时也内含着"多重困境"。当"多重困境"所积累的风险达到临界水平时,监管部门就不能通过金融改革来化解风险和维持经济增长,只能允许个别违约事件的出现来渐进地挤出系统性风险。但是,由于面临"大而不能倒"和隐性担保等问题,监管部门实际上不可能渐进地挤出系统性风险。据此提出,引进大量民间资本、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化、允许大范围违约事件出现、构建透明的担保机制和退出机制,将从制度上根治渐进式金融改革与实体经济因"大而不能倒"而互相抑制的困境。

数字经济、资本收益率与行业收入差距

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并结合近二十年来我国数字化进程中不同行业的资本收益率演变趋势,在三部门框架下讨论了资本收益率均等化和差异化条件下的收入分配问题,论证了资本收益率和工资在数字化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提出数字鸿沟现象归根结底是资本收益率的非均等化问题,从而指明了数字经济下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着力点和治理导向。

预算约束失灵与银行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银行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弱化财政替代功能,构建硬预算约束,提高经营效率;改革成果具有双重性,即短期的风险分散和长期的风险积累;改革实质是把银行体系积累的长期风险外部化,而这意味着银行机构面临实质性的软预算约束,并偏离改革初衷。究其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微观因素促成了银行预算约束失灵:一是银行的顺周期行为模式,二是"大而不倒"难题。两者共同作用,使银行在获取自主经营的利益时,不用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为此,推行银行分类改革而非整齐划一的改革,将有助于破解预算约束失灵难题、深化银行体制改革。

债务膨胀、风险积累与金融改革

本文以中国经济改革为线索,以资本要素动态变化为切入点,从四个方面对债务倒U型假设进行了理论修正,并从政府债务警戒线、负债率理论阈值、企业债务阈值和跨国比较四个角度对该修正进行了初步论证。由此得出:实际债务超过了相对实体经济的最佳规模和相对整体经济的最大规模,因而是不稳定的,一个微小扰动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在此基础上,从债务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出发,探讨了商业银行体系的五个制度缺陷,最后提出了综合性的金融改革建议。

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村投资低效率及其自救机制

自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家庭分工模式与季节性农业生产之间的冲突导致农民对机械总动力的过度投资及其低效率。对此,一种可行的自救机制是构筑基于专业化合作组织而非分散农户的新分工体系。但是,通过应用1952年～1956年的合作化数据发现,专业化合作组织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存在一个最优规模水平。

政府选择性政策下的家庭承包制演进路径

家庭承包制是介于私人产权和共有产权之间的一种产权形式,其演进遵循了渐进式而非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渐进式的土地产权变迁不仅是经济组织寻求最优经济机会的结果,也是技术革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尤其是政府选择性政策的结果。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应适时地修正现行法律制度,完善土地产权,从而促进农业增长。这表明要约束政府在农村土地产权调整中的权利限度,以防止其寻租行为。

减税制度安排与明王朝的财政危机

已有的研究认为明王朝为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确定了很低的田赋,但这又造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为缓解财政危机,政府便通过征收各类差役来进行补救。这种补救措施事实上却导致了更高的实际税率,进而加剧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但是,歧视性的税收减免制度安排所引起的利益分化、套利行为和"农民失地"等诸多问题,进一步破坏了农业生产,才是明王朝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北京视角

本文在梳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北京市为例实证分析了金融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一,银行业的影响程度最大,证券业的影响程度则最小;银行和证券业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保险业则不是。

中国金融业“钱荒”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在巨量广义货币供给的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发生“钱荒”看似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在对2013—2014年初所发生的两次“钱荒”进行了综述后，同吐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的分析，本文认为，2013年所发生的“钱荒”，直接原因看似为季节因素、监管压力、补缴法定准备金、资金外流、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等等，而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资产价格预期下降的情况下，金融资本过度进入非生产性投机领域，中国央行为预防由此带来的国家创新能力不足、剧烈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适时执行去杠杆化紧缩货币政策，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难以“借新还旧”。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加强流动性管理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