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新探

1945年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举办的联合国制宪大会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中共代表取得参会权的过程却历经波折。在抗战后期的国共谈判中,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善后“史迪威事件”,偏袒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随着美苏双方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秘密协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美国高层最终改变态度,敦促蒋介石同意在中国代表团内列入一名中共成员。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背后蕴藏着遏制中共的复杂谋略,延安方面的因应策略则体现出抗战后期中共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深层思考。

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的经济备战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经济备战"主张,希望借助经济建设掩护国防事业发展,同时避免与日本侵略者发生直接冲突。在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一策略成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要组成。通过先后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蒋介石初步实践了他在经济建设领域的一系列理念,并加强了国民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统制,最终在国家层面确立了经济备战政策。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会谈述析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这一事件不仅影响到国共关系，而且还引起了美、英、苏等国政府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其中，美国的反应尤为积极，该国政府高层透过此次事变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重新评估，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渐进式土地改革政策的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曾尝试推行农村土地改革。利用在江西等省进行"剿匪"的契机,蒋介石在征询多方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了以"业权发还原主、农民得有田耕"为原则的土地改革政策,试图通过兼顾地主和农民双方的利益,维护社会基层稳定,对抗和围剿中共。面对孙科、汪精卫、阎锡山等其他政治势力的质疑和挑战,蒋介石坚持自己在"匪区"所确立的土改方针,坚决反对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口分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完全否定采纳共产党的土改办法。通过拉拢陈果夫、萧铮等人,蒋介石聚集并培养了一大批地政专家学者,促成了一系列土地法规的制订和出台,最终在国民政府内确立了渐进式土地改革方针的权威地位。

美军“中国登陆计划”的制订与搁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中国登陆计划"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制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规划。该计划旨在凭借盟军在太平洋战区的军事力量,通过在中国东部沿海进行登陆作战,开辟海上援华通道,建立反攻日本基地,进而充分调动和武装中国部队,与日军进行决战。

“赫尔利使华”研究述评

1944年9月-1945年11月赫尔利使华期间,正值中国国内形势、美国对华政策经历重大转折的关键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赫尔利使华"研究在美国、日本、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先后兴起。虽然赫尔利使华在中美外交史、国共关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外学者缺乏必要的交流沟通和相互借鉴。尤其是对于大陆学者而言,由于未能充分挖掘利用赫尔利文件、美国国务院档案等英文文献,关于赫尔利使华的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相关研究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浅析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的角色设计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儿童文学作品中,绘本类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立足于全球人民共同抗击新冠肺炎这一时代背景,刻画了大量贴近现实生活、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角色,不仅有以非人类形象出现的受助者、观察者、入侵者,还有糅合了父母与抗疫英雄双重身份的守护者。这些角色的设计以唤醒儿童的生命体验为根本目的,不仅丰富了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的故事情节,而且推动了儿童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教育意义。本文整理了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中出现的各种人物形象,分析人物设计目的,从角色设计角度谈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绘本的教育意义。

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总统为了加强美国政府对战时舆论的控制,于1942年6月成立战时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对敌心理战和情报搜集工作。到1945年8月杜鲁门总统解散该机构,战时情报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中国抗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为弘扬中国人民抗战精神、提振抗日军民战斗意志、巩固同盟国家战时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战时情报局对中国抗战的宣传方针,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态度,直接反映了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揭示了美国远东外交战略的实质。

抗战时期美国战略情报局与中共军事合作的尝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战略情报局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美军应与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并在对日作战和情报搜集等领域建立合作。在推动美军向延安派遣观察组后,战略情报局围绕盟军在华登陆计划、建设华北通讯网络等问题与中共磋商,双方出于各自的战略需求,表达了开展军事合作的意愿。虽然战略情报局高度评价中共的敌后游击战争,同时认为美军需要并且可能与中共进行联合作战,但始终无法绕过国民党当局向中共提供实质援助。尤其是雅尔塔会议后,美国政府明确了支持蒋介石政权以促使苏联对日宣战的远东政策,战略情报局与中共的军事合作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蒋介石与战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蒋介石对货币发行、币制改革等重大财经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了他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深层矛盾。四省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量曾受到多方面限制,蒋介石通过推动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使其运营范围和纸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蒋介石、孔祥熙、徐继庄围绕该行是否有资格发行法币等问题反复博弈。此后,蒋介石出于军政需要,不仅同意农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而且一再允许该行增发纸币。然而,为顺利筹组"中央准备银行"以破解财政困局,蒋介石最终决定悉数收回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准备金,而国民政府权力架构的调整则是促使蒋介石与该行关系发生改变的关键。

“纸币兑现”之争与1935年法币改革决策

在1935年币制改革期间,蒋介石主张将币制统一作为此次货币改革的重点,对停止纸币兑现持谨慎态度;而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财政当局则认为,只有停止现金流通、切断纸币与金银之间的直接兑换关系,才能真正达到币制改革的目的。为了调和各方在"纸币兑现"问题上的分歧,1935年法币政策并未明确宣布新币制脱离银本位,但实际上已采行汇兑本位。蒋介石出于防止通货膨胀等方面的考虑,希望继续实现法币在某种意义上的"可兑现性",他在法币改革前后曾长期关注"物产证券"等货币理论。法币改革中的"纸币兑现"之争,反映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货币制度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在选择自身经济发展道路时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玩物丧志?——麻将与近代中国女性的娱乐

娱乐游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以来社会的不断变迁,中国人的娱乐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晚清民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都开始频繁参与到各类新兴的娱乐中来,同时她们也成为了社会交往活动中广为世人关注、饱受争议的对象,而这其中尤以"麻将女人"为最。麻将游戏不仅仅是新女性摆脱家庭束缚的象征,还是男权社会重新套牢束缚妇女的工具,更为一个个对现实心灰意冷、无力舒展自己生命欲望的女人们提供了精神的避难所。近代中国社会在一步步粉碎束缚传统妇女枷锁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接受、容纳"新女性"的社会空间,这必然导致女性群体在新旧社会/家庭身份认同上产生种种迷惑和错位。对大多数"女牌友"来讲,与其说她们把生命浪费在打麻将上,是因"玩物"而"丧志",不如说是整个社会压抑的生存环境迫使女性"丧志"后,她们才集体沉沦在"玩物"之中。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顾维钧文件”概况及其学术价值

顾维钧是民国史上著名的外交家,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馆藏"顾维钧文件"则是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政治史的珍贵资料,其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涉及事件之广泛且重要,在中国近代名人档案中极为罕见。然而迄今为止,尚未有学者对这批档案的整体情况加以介绍,针对"顾维钧文件"各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学术价值,也未见有专文进行系统的梳理。由于对顾氏档案的实际状况缺乏整体性的了解和把握,研究者在查阅时往往会面对庞大的文献资料不知如何下手,短时间内很难从中挖掘出最具价值的史料。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介绍"顾维钧文件"已开放部分的内容概况,对英文版《顾维钧文件目录》中存在的错误加以修正,并对进一步挖掘这批档案的价值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国际视野下敌后抗战研究的重要史料——《八年敌后抗日见证:英国学者林迈可文献集》简介

《八年敌后抗日见证:英国学者林迈可文献集》系统汇集了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与中国抗战相关的英文文献,集中反映了林迈可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传奇经历。该文献集不仅是记录八年敌后抗战的珍贵史料,同时对于从国际视野下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林迈可与中国抗战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友人林迈可不远厅里来到中国，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敌后抗日游击部队改进无线电通讯、建立对外联系，并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为中国抗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顾维钧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中国面临的军事威胁不断加剧,石油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因此,国民政府加快了开发中国石油资源的步伐,制定了鼓励民间投资和排斥日本、联合英美的石油开发策略。在此背景下,顾维钧作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利用其在国内外的声望和人脉,在中国西北石油开发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一方面联合周作民、钱永铭、严恩槱等中国民间投资者向国民政府提出申请,取得了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特权,建立中国煤油探矿公司;另一方面通过加拿大友人何生积极与美孚石油公司接洽合作,委派美国地质学家韦勒和苏顿前往中国西北勘探油田。在孔祥熙访欧之际,顾维钧介入了关于中国应当精炼进口原油还是开采本国石油的论争,并试图促成中、美、英三方共同开发中国五省石油,杜绝日本在华发展石油产业。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开发四川油田、向外国在华石油公司购买石油、进口原油在华精炼等提高中国石油储备的尝试均未成功的情况下,决心开发玉门油矿,因此收回了顾维钧等人的石油开采特权。顾维钧参与中国西北石油开发,不仅为国民政府开发玉门油矿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持久抗战注入了能量。

危机中的特使外交:抗战时期纳尔逊使团对华经济调查

1944年9月美国总统特使纳尔逊访华之际,正值中美关系陷入危机的关键时刻,纳尔逊使团通过开展对华调查,试图从经济层面入手化解两国之间日趋激化的矛盾。在白宫方面的支持下,纳尔逊使团得以直接向国民政府索取诸多机密信息,并与美国驻华机构互通情报。纳尔逊使团在短期内即完成对华经济情报的搜集任务,并据此向两国政府拟具针对性的建议,为维持中美战时同盟关系提供方案。纳尔逊使团在中国的经济调查活动,反映了罗斯福总统“特使外交”的特色,同时折射出美国当局海外情报领域特使和常使之间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微妙关系。初次访华期间,纳尔逊与蒋介石确认了中美战后经济合作意向,这是缓解二战后期两国紧张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但围绕如何开展战后重建等核心议题,纳尔逊使团未能促成任何具体协议,此阶段中美之间的谈判与互动反而暴露出双方存在重大的战略分歧。

西方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受容与变迁

接吻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形塑与传播,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接受外来文化、变革两性关系、重塑道德标准的历史进程。晚清各类文本中广泛出现“接吻”一词,是士大夫和来华传教士等中西文化传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接受“新式文明”时微妙而复杂的心态。在译介西方接吻文化的过程中,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化作品通过放大亲吻行为本身具有的情色意涵,构建起普罗大众对西洋世界的臆想,但与此同时又将接吻打造成高尚爱情和自由婚姻的象征符号。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电影文艺的推广,西方接吻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传播,而两性关系和婚恋观念的变革则是其流行的必要条件。针对接吻文化泛滥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从“礼仪”“卫生”“风化”等层面开展了持久的争论,政府管理者也以维持伦理道德为名,积极干预接吻文化的传播。但在战后美国文化霸权的压力之下,国民政府的社会管理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无力阻挡西方接吻文化在中国的漫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