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型储能技术在新能源场站一次调频中的运用分析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新能源已逐渐成为新型电力系统的主体,例如风能、太阳能等,但在发电过程中受外部环境的变化性输出会导致出现间歇性和波动性变化,严重影响电网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一直以来新能源的发展受制于储能技术的进步,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储能技术有了大幅提高,提出了利用功率型储能技术概念。功率型储能技术具有功率密度高和充电速度快等优势,可适用于军事、商用等领域,满足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对功率型储能技术基本原理、新能源场站一次调频技术总结分析,最后对功率型储能技术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炉内温度速度耦合场声线弯曲特性研究

为了实现声波法测量热物理量场的可靠重建,弄清介质温度和流速对声速的耦合作用机理,采用三角形前向展开法和Lagrangian法建立追踪模型,针对仿真的不同炉膛典型温度场和流场,研究了声波传播路径的弯曲效应,同时建立一维流场模型以从理论角度验证上述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结果表明:炉内烟气温度、流速耦合场对声波传播路径影响复杂,若不考虑声线弯曲,必将导致相应声学法温度场和流场测量重建结果的失真;基于上述不同理论方法计算追踪出的对象场声线分布彼此吻合,证明所建声线追踪模型可靠。

论悬赏取证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审慎适用

悬赏取证作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的特别补强手段,能有效化解现实举证难题。在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适用悬赏取证,不仅是基于私权与公益衡平之需要,也是在此类案件事实因关键证据隐匿难寻、技术性强、易灭易失而陷入真伪不明困境时为真相的查明另辟蹊径,同时也体现了"发现客观真实"的诉讼真谛。但这种适用应当是审慎而规范的,包括:悬赏取证的启动须经受审法院作实质性审批,以彰显谦抑;悬赏的酬金由悬赏人自己决定,以确保效率;不论是否胜诉,悬赏金额均应由悬赏人自行承担,以避免悬赏取证被滥用。

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争议的综合救济

PPP项目合同公法、私法的双重性质决定了合同争议包括民事争议、行政争议和特殊的民行交叉争议。面对如此复杂的争议,需要的不是民事、行政救济的分立,而是合作,思路上应变“取舍”为“综合”。如果合同产生的是民事/行政争议,则采用对应的民事/行政救济。如果产生的是民行交叉争议,考虑到一元救济既无法解决全部争议,又产生争讼、避讼风险,而分别审理本身难度较大且可能导致缠讼,因此应综合民行争议之关联、权益救济之需求与司法体制之现状,采用合并审理的办法,允许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附带行政诉讼。

债法中的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判断标准、法律后果与救济途径

我国债法没有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情形予以规定,留下立法空白。这里的"第三人"与相对人之间不得具有法律上的特殊关系或是事实上的利益一体关系,同时排除涉他合同中的第三人。传统民法对第三人欺诈、胁迫采取区分立法模式,即在第三人欺诈情形中,表意人对合同的撤销以相对人知情或应当知情为限;而在第三人胁迫之场合,此撤销可对抗善意相对人。究其实质,系牺牲交易安全以保护静态安全。但根据现代民法理论及市场经济要求,我国应效仿《巴西民法典》,对第三人欺诈与第三人胁迫情形作统一规定:若相对人是善意的,则表意人不得任意撤销合同,以兼顾无辜表意人之意思自治与善意相对人之信赖利益;若相对人是恶意的,责令恶意相对人与第三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以使过错方得到应有之惩戒,受害方得到妥善之救济。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立法的美国镜鉴与启示

尽管我国与美国的体制、国情社情、PPP发展情况不尽相同,但美国PPP立法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的PPP立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PPP在美国是旧现象、新概念,存在“横向”“纵向”之分。联邦层面至今没有统一的PPP法律,相关立法散见联邦立法与州立法中,集中在交通运输领域,主要是授权立法,整体上呈现多层级、分散式的特征。美国现行PPP法律引发合同条款约束政府公共行为、为加快项目进程不惜削弱环境保护、PPP采购缺乏竞争性等争议,由此带来的经验启示包括:加强顶层设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明确政府间财政关系等。

审视合同生效规则——以民法典编纂为主要视角

有别于传统合同效力理论,合同效力并非始发生于合同的生效,合同成立亦发生法律约束力。《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与第52条第5项同为引致条款,当事人对前者的违反属于后者规范之情形,为其所包容评价;两相比较,后者在规范目的达成与功能实现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足可取而代之。法定申请义务的独立性成为突破"未经审批合同不生效,合同不生效则无从履行报批义务"恶性循环的关键所在。附延缓条件、始期合同中,合同具备履行效力,不代表一定要即时履行,也不因当事人约定不即时履行而消灭。当事人约定的延缓条件或始期无法决定合同产生履行效力与否,其合意的真实目的在于合法规避因自身不即时履行合同义务所引致的法律责任。

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再思考

《野生动物保护法》之所以被批评是"野生动物利用法",归根结底,是因为野生动物被当做人类行为的客体。事实上,野生动物是自然资源,更是生态资源,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其生态价值越发突显。因此,应彻底摈弃客体论,将野生动物从一种供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狭隘认知中解放出来。在此基础上,应当继承传统野生动物保护中"惜生"的生态智慧,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树立野生动物保护生命观,将其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精神与价值。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侵权责任规则的设计——对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第一千零三十条的审视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第一千零三十条延续了《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思路,在复制其第八十七条的基础上有所补充和延伸,但没有解决根本矛盾。侵权责任法有自己的精神气质,也有自己的定位和功能。第八十七条本就缺乏正当性,实施以后也没能实现理论上的自圆其说,更经不起司法实践的究问,不应再写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于此,法律真正要解决的是受害人"调查难"的问题,包括降低维权成本、避免救济真空。建议重新设计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侵权责任规则,以一款规定高空抛物人的过错侵权责任,再一款规定建筑物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删去其他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范围的内容。同时在侵权责任法以外,通过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制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出台政策鼓励商业保险产品开发等,形成公私救济合力。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扬弃。“两山”理论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醇化与发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对传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理念的升华;绿色发展理念则是对传统“时禁”和“节俭”的现代化,等等。

PPP项目合同:一种行政私法合同

我国PPP与政府特许经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间不存在对等或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一种新型且独立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PPP项目合同兼具行政性与契约性,其行政性体现在合同主体特定、合同目的公益、合同内容包含公务,并因此区别于民商事合同;契约性表现为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合同主体双向选择、合同缔结的竞争性以及当事人意思合致,并因此区别于传统行政行为与行政合同。PPP项目合同作为公法私法化的产物,兼具公私法律性质,应属行政私法合同,是一种独立的合同类型。

社会信用立法的功能定位与核心问题

社会信用立法面临着功能定位不明确、技术回应不明显、实施立场不准确等比较突出的问题。社会信用立法应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语境下的道德立法,通过将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良法善治”意义上的统一。大数据技术为社会信用立法提供能力支持,使之成为可能,并因全样本分析、反模糊反匿名、自身膨胀等技术特征影响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和使用,立法中宜确立“全面采集”“原则公开”“安全使用”之原则。实践中“泛信用化”惩戒乱象表明社会信用法律的规制功能与激励作用间的内在逻辑失调,一方面应明确激励型法的规制功能,引导逻辑思维和意识形态融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应坚持法律规制功能的激励导向,即便是失信惩戒也具有激励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适用。

论社会信用立法的取向与趋向

社会信用立法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社会信用立法是诚信领域的专项道德立法,在为道德教化提供法律保障的同时也为依法治国夯实道德基础。受大数据技术的影响,社会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使用应确立“全面收集”“原则公开”“安全使用”原则,同时基于个人权利保护与大数据技术发展间的平衡,探索新的规制进路。励治法治观下,社会信用立法既要坚持“有奖有惩”的基本立场,也应明确法律褒扬守信的正向激励作用和惩戒失信的反向激励作用。

新时代下《资本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启示

学界对于《资本论》法律思想的分析寥寥,但并不代表《资本论》与法无涉,恰恰相反,其对于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全面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的落实具有重要启示。从法与经济基础间的关系出发,科学立法须基于唯物主义的前提,秉持资源分配与权利保护的立场,坚持民主立法,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出发,法律首先必须得到严格执行。从商品价值尺度的角度来看,司法公正就是依法、释法基础上的同案同判。从商品与货币的关系来看,全民守法就是发挥法的评价作用和指引作用,使人的行为发乎利,合乎德,止于法。

未生效合同三论

学界关于未生效合同的论争久且巨矣,焦点在于其法律地位是否独立,法律责任如何定性以及责任形式的理解与适用三个问题。未生效合同的理论独立地位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我国当前的法治大环境中,其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犹有疑义。未生效合同受法律责任的保护,存在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理论可能。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两种具体责任形式在理解与适用上应特别注意与已有民事责任体系的对接。

法律案例教学应回归学生职业适应能力的培养

“新法科”人才培养目标下,法律案例教学的实际状况与理想状态存在偏差甚至背离,即利益平衡被是非判断掩盖,案例教学被简化为举例说明,当事人本位被问题本位取代等。案例教学应以法律职业适应能力为培养目标,着力提高学生平衡利益解决纠纷的能力、组织证据还原案件事实的能力、与当事人及同行沟通的能力。鉴于此,本文提出“沉浸体验式”法律案例教学法的构想:以原始案件证据材料为依托,以案件接收和研判为起点,以学生全程开放式参与为路径,以与实务部门合作为保障,进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

法国PPP法制状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法国是欧洲PPP市场的领导者,最早运用PPP模式的国家之一,建立了较为完备的PPP法律体系,因而考察法国的PPP及其法制状况对我国的PPP立法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法国PPP按运作方式的不同可分为行政长期租赁、临时占用许可、公共服务特许、公私合作合同等,但项目合同统一归属行政合同,受行政法约束。法国PPP法律框架比较复杂,包括法典、法律、法令,对不同形式的PPP均有规定,呈现国际化趋势和问题导向。法国PPP法制给我国带来的经验启示包括:重视国家统一PPP法的制定,重视合同部分条文的制定,'合法'包含合本国法、合东道国法、合国际法三个维度等。

对合同成立事实判断说的质疑——以合同效力的概念为切入视角

合同效力是债法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但在我国,学者对合同效力的理解不尽一致,在合同效力的本质、产生前提、存续期间、表现形式、作用范围等方面均有出入,反映到概念的界定上即是一种"术语学混乱"。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债法理论的发展,亦不利于正在编纂的民法分则之整合。坚持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既相区别又有联系之根本,从法律效力对法律关系的依存出发,在肯定合同成立系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应当认为:合同效力是合同拘束力与履行效力的属概念;合同效力于合同成立之时始行发生;合同效力是对当事人乃至第三人形式与实质上的法律拘束力。

历史建筑保护地方立法中的法律问题

当前历史建筑保护地方立法虽然不少,却存在立法消极、地方特色缺失、上位法重复、私有历史建筑保护限制物权、公众参与不足等问题。对此,立法学应紧密联系相关部门法学,明确在保护中合理利用的基本思路,根据当地需求制定立法计划,依托当地传统挖缺立法特色,立足可操作性正视立法重复,尊重私有建筑上合法物权,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激发主人翁意识。

债法视阙下第三方支付中沉淀资金利息的归属与使用——以最新《支付宝服务协议》、《财付通服务协议》为分析样本

我国网络第三方支付机构沉淀资金利息的归属及其使用去向问题备受社会关注。足以代表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普遍态度的《支付宝服务协议》与《财付通服务协议》均未确认用户对利息的所有权,由此引发新的法律问题。基于法律位阶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应当认为:当事人不可依约定排除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以变更利息的权属;未经用户同意,部门法规无权规定利息的使用及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