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建构性美学思想初探——权力意志、永恒轮回和“超人”学说

学界对尼采思想的形象描摹有重其破而不重其立的倾向。即或有时看重尼采对生命重新型塑的努力,也多将其归向对作为个体的生命形态及其意义可能的阐发,因而不能充分在突出个体阈限之外的历史和社会层面发挥尼采生命意志的建构作用。文章以此问题为起点,初步探究了尼采的权力意志、永恒轮回和"超人"学说等具有建构性特征的美学思想,以描绘出一个更为立体的后现代视域中的尼采形象,这个形象既驱动当下后现代思想生成,又引领它们以建构性的姿态面向人及其世界的未来。

一种底层文学的书写方式——以阿成的《咀嚼罪恶》《忸怩》和《马尸的冬雨》为例

分析阿成三部长篇小说可看出,阿成以其平民视角展现底层社会生活面貌,犹如生活本身的无始无终、枝枝蔓蔓、无所穷尽。阿成文学作品的独特价值在于,以各种各样的叙事策略构造着无秩序而又枝蔓丰富的叙事结构,同构着底层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又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意蕴。从而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底层文学书写方式。

后现代主义视阈中的尼采美学思想

当我们置身当下"后现代"语境中,重新回视西方美学历史时,尼采那幽灵般的思想横贯始终、震古烁今,他如同一枚定时炸弹,将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炸成"碎片",使柏拉图开创的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重重困境,并预示了传统形而上学向"后现代"的多元化和异质性转化的前景。这也为诸如福柯、德勒兹、利奥塔等声名显赫的后现代思想家所承认。具体而言,尼采美学思想的后现代主义维度主要体现在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对视角主义和系谱学的阐释上。

“何其芳”是一个问号?——评赵思运的《何其芳人格解码》

赵思运在《何其芳人格解码》中以其诗人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考察了同是诗人与学者的何其芳,从发生学的角度破译了何其芳精神人格演变的内在路径,在诗意人格与学术人格相完善的内在视野中探究了何其芳独特的人格演变。

生存在艺术中的诉求——尼采审美思想简析

伴随着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审美主义的救赎承诺为人世摆脱生存的苦痛开启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路径。而在审美主义自身的发展转变路径中,尼采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从为何"艺术拯救人生"与何为"艺术拯救人生"两个方面论述了尼采的审美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简要解析了"艺术拯救人生"在中国当下社会语境中延展的逻辑可能性。

消费社会语境中文艺理论的承担——评《文艺与文化:生产、消费、开发》

"生产、消费、开发"是经济学领域的关键词,而随着当下社会发展"市场化"的趋向,这几个关键词亦成为文化、文艺界的热门词汇。《文艺与文化:生产、消费、开发》一书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考察了消费社会语境中的文化态势,较好地处理了理论溯源与个案研究的相互交融与互释;更为重要的是,把"市场化"社会语境中的"新媒体、新文化、新艺术"现象、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以及传统的文化形态放在文化生产消费视野中加以考察,既显现了此书的撰写者们独特的理论视域及中国现实语境中的问题意识,又为文化、文艺研究开启了不同于传统理论逻辑演绎形态而是具有现实关怀性的理论言说方式。

大众文化的典范——略论“赵本山艺术”

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出现的“赵本山艺术”,是一种以“大众文化形态”为主要呈现方式、“多维性”的文化景观。中国社会的“多元”欣赏者对其进行了“多元性”阐释,使其被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们广泛认可,并且成为了大众文化的典范。

“互联网+”时代电视文化传播的品牌建构

电视娱乐与互联网的结合从“＋互联网”到如今的“互联网＋”,是技术路径的延展到互联网思维嵌入媒体生产的新理念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电视娱乐文化传播亟需转变生产观念,与时俱进地在电视娱乐文化传播品牌的树立、建设及影响力方面进行重新定位,再通过话语渗透以及审美价值的提升,承担起对内对外的文化输出,把品牌做到极致,全面提升电视娱乐文化品格建构。

诺贝尔文学奖视域下的莫言文学创作研究

莫言的文学世界是根治在中国文化的土壤当中的,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视域中对莫言的文学世界进行研究,就深入到作家的创作思维维度,高密东北乡就是莫言文学世界的发源地。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赫塔·穆勒与莫言

主体间性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维,在这一理论视角下的文学世界的研究对于深层次创作心理和作家艺术思维的研究大有裨益。论文针对赫塔·穆勒与莫言的文学世界进行这一方面的探究。

文化自觉视域下黑龙江世居人口较少民族影像创作略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世居人口较少民族影像创作表现出两种取向的分化:一是在影视人类学视域下聚焦民族文化变迁,并以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把握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二是一贯坚守国家意识形态表达的少数民族电影在市场化改革中深陷被边缘化的窘境。本文从烛照现实、融入主流、突破困境三个方面,阐释七十多年来黑龙江世居人口较少民族影像创作的独特文化症候,探索以“共同体”意识为指导的新发展路径。

殖民文化色彩下的“另类热”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出现的诸如卫慧、棉棉、安妮宝贝等人的“另类”女性写作现象,引起广大读者的热忱关注,从而盛行一时,形成一股“另类热”。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看,另类热出现的原因,是现代传媒的影响与读者的猎奇逆反心理、全球化的语境与消费主义观念的盛行,“另类”作品中浓厚的殖民文化色彩与“另类”生活的展示等方面环环相扣、因因相袭、共同促生了卫慧、棉棉等的“另类热”。

作为方法的“乡村”--从《发现另一个“乡土中国”》得到的启示

晚清已降,西方"现代性"思想侵入中国文化肌理,致使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空间成为了一个危机场域。但是,徐志伟的著作《发现另一个"乡土中国"》钩沉了诸如鲁迅、梁漱溟等现代文学家、思想家关于中国乡村的"别样表述",从而剖解了遮蔽中国传统文化有益元素的西方"现代性"话语结构,重新发现了"乡村"的复杂性及其独特价值,不仅为我们解决农村问题乃至于"中国道路"问题提供了诸多启示,也补充、丰富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话语结构。

论20世纪80年代乡村叙事中“进城”话语的生产

在20世纪80年代以'现代化'为主轴的文化体系中,一个生活拮据、愚昧的前现代乡村空间和一个物质充裕、文明的现代城市空间被捆绑在一起生产出来。'进城'作为一种话语成为构建此种文化结构的重要元素。从'进城'意识的生产、乡村(知识)青年的'进城'书写、'农民工'进城的初步想象等三个方面,讨论20世纪80年代乡村叙事中'进城'话语的生产过程,是极有必要的。20世纪80年代的诸多小说都展示了农民走向城市的人生姿态以及饱含的对城市的美好想象,这当然是创作者对中国社会改革与现代化取向的乐观想象。但是,走向城市的意识与现代化想象的背后,却掩盖了农民面对这一变化所产生的惶惑、恐慌心理,以及社会变迁中的复杂态势。

关于“包产到户”的话语辩驳——1980年代乡村变革叙事三人谈(下)

关于“包产到户”生产及其叙事的讨论,1980年代初期的情况就是“实然”(实际存在的样态)对“应然”(应该是的样态)的驱逐,彰显农民物质需求的正当性,但同时也放逐了对于“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主义想象,为当下农村乃至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贫富分化”埋下了伏笔。

关于农业“集体化”生产的话语辩驳——1980年代乡村变革叙事三人谈(上)

农业“集体化”生产及其叙事关乎农业改革。将农业“集体化”生产实践及话语构建放置在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路径中进行充分的讨论,认为以《创业史》为代表的“集体化”叙事及指向的生产实践因具有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主义想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优先发展工业的现实需求而具有了充分的合理、合法性。

1980年代“城乡分立”视域中的乡村叙事探析

在1980年代的乡村叙事中,人们生产了一个凋敝、苦难的乡村,生产着文明/愚昧、先进/落后的二元结构,也生产着城乡的分离与对立。那么此时,人们也必定生产着一个富足、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空间,生产着一个农民逃避落后与愚昧的意识与趋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最明显、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延伸性的城乡关系变成了分立式的城乡关系,从而使得城市被注入了"现代"的内涵,而乡村则相应地成为了"前现代"的空间。当城市/现代化介入农民对"好日子"的想象时,讲述明天的故事直接指向了走出贫穷、走向富裕的"美好明天"。《爬满青藤的木屋》《哦,香雪》等小说以"闯入者"的叙事模式,完美诠释并参与形塑着1980年代话语体系中农民对"好日子"的想象结构。然而,这种话语体系中内含着只要物质充裕一切都无所谓的"缺陷"式想象趋向。

建党百年视域下的柯岩精神

在建党百年的视野下回视中国文学、文化结构的构建,毛泽东的"人民文艺"论是一个核心性的话语元素。柯岩先生是在毛泽东"为人民"的文艺观念指引下形成的人民作家,有着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仰与信念,在此思想指涉下的文学书写就洋溢着充满希望的思想倾向和积极向上、乐观的美学风格。因此,当代青年读柯岩先生的文学作品,从中不仅要感受到柯岩先生对于文学美的追寻,更应该体悟到柯岩先生充满理想、信念与希望的人生取向。

“国家”、农民经验与农村幸福生活的构想——重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主导性文化氛围加固了人们对苦痛的体验,继而使其获得了公共性的认同,但同时也使我们对文学文本及其所处时代的解读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盲视。1978年文学作品所处的尴尬处境由此或可得到解释：一方面,对“文革”与“四人帮”的揭露和批判使人们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下文简称《许茂》）等文本产生了强烈的心理认同,使其社会学意义得到了放大,继而在后世的阐释中仍然把他们看做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品；但另一方面，因其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展示，被人们看做是简单的政策性图解而在缺乏“文学性”、“艺术性”的意义上得到质疑。

从虚无主义到新价值观念的确立——尼采的建构性思想探析

毫无疑问，尼采的思想是一种极具“革命性”的文化形态。其“革命性”不仅仅体现在它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虚无主义本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确立了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新的价值观念，为传统形而上学之后的价值虚空的文化体系建立了新的规定性。然而，当我们回溯西方美学的历史时，尼采叛逆性、批判性的形象异常突出，其文化价值建构者的形象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恰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言：“对学界已有的尼采研究加以检视，会发现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基本呈现出一个主要倾向，即更多地注意到尼采思想对传统思想做出的挑战和批判，往往注重阐发尼采在否定性思维指引下的批判性思想，而缺乏对尼采思想内部建构性思想的把握。简言之，学界对尼采思想的形象描摹有重其破不重其立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