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国人大“例会”的召集——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推迟决定切入

我国《宪法》第61条确立的全国人大的例会召集制度,是人大组织议事的基础性制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具有权义复合的双重性质,常委会拥有决定何时召开、谁来主持和引导会议以及审议讨论哪些事项等组织程序权力,又拥有组织和促成会议召开以及高效审议之义务。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对例会召集进行了具体化展开,形成了全国人大例会召集的制度框架,包括了召集的主体和客体、召集的次数和时间、召集的地点限制等。在这一规范内涵和制度框架之下,应当认识到基于突发疫情作出的推迟决定存在合法性瑕疵,而非常状态下政治运行受阻具有全国人大独特的制度性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化的程序设计为推迟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作出限制,保障全国人大会议稳定、有序、及时的召开和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大会议召集的制度形成与实践有序来之不易,应当认真对待我国《宪法》第61条的规范价值并不断完善组织议事制度,以适应新时代下人大制度的发展。

预算监督与人大权威

确保议会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的工具中,掌握财政预算的权力被认为是最完善和最有效的武器,任何宪法利用这种武器,就能把人民的代表武装起来,纠正一切偏差,实行一切正当有益的措施——詹姆斯·麦迪逊[1]。公共预算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核心问题,预算监督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和国家治理转型的突破口[2]。在现代公共预算中,为了保障政府廉洁高效地运行,议会在预算过程中要行使各种预算权,通过权力的行使来制约政府的预算,

论制宪权视角下的宪法正当性

宪法正当性的证成是宪法学研究的元问题,对正当性的追问既是反思宪法的哲学基础,也是探寻宪法的现实存在。制宪权作为宪法产生的始源性权力,宪法的正当性首先应当是制宪权的正当性。制宪权理论的发展影响着对宪法正当性的认识和证成,从西耶斯的人民制宪权理论到施密特的政治实体制宪权理论,宪法正当性也发生了从价值正当性到现实层面的正当性的转变。然将二者割裂地看都是不完整的,宪法正当性的证成应是现实与价值两个维度的统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兜底职权的界定

“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是我国宪法上国家机构教义学体系建构的基石之一。兜底条款的意涵具有模糊性和开放性,需要明晰和限定。迄今为止,我国对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经验研究和规范建构均有不足。以《宪法》第62条为核心,基于全国人大行使职权的实践,可以在全国人大职权体系中对兜底职权进行消极界定和积极界定。通过消极界定,可以将基于立法权行使的立法性决定、全国人大列举职权的发展性权力、《宪法》在第62条之外规定的全国人大权力、其他国家机构的宪定职权等排除在兜底职权的规范内涵之外。通过积极界定,可以将在宪法列举职权中无法容纳而又具有远景性、总体性的重大事项决定,宪制改革试验,填补宪法未预见的制度空白等作为行使兜底职权的可能情形,为全国人大应对新问题提供宪法依据,保证其权力行使的规范性和正确性。

良驹遇伯乐乘风驰骋 实践出真知倾心耕耘——民商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徐涤宇教授畅谈学术人生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仲夏时节,我们约访了年轻有为、平易近人,而又不失幽默风趣的徐涤宇教授。看到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和光辉的人生历程,不禁感慨不已,认定徐老师一定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过人之处,或者在走向学术的开始阶段一定有非常好的规划,但徐老师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回答我们事先设计好的问题,而是将其学术历程以时间为线索向我们娓娓道来,像品一杯茗茶,韵味在细细品尝中慢慢沁入心脾。

学贵得师 亦贵得友——访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黎江虹教授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初冬时节,黎教授如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如同冬藏的果实,身为法学院副院长的黎教授从治学以来在经济法上的学术造诣可谓是硕果累累。在书香四溢的办公室中,与老师交流的过程不得不说是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欢享,老师对于经济法中财税法的相关领域见解独到,研究分析鞭辟入里,尽显大家风范和学者之师的风采及人格魅力,同时老师心系广大莘莘学子,倾心于教育事业,关注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其所提出的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应是益友良师的看法更是深深启迪了我们。

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

基本权利"限制统治"的功能,不只是要求公权力机关行使职权不得侵害基本权利,还要求国家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配置本身不会导致危害基本权利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基本权利是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监察制度改革中留置权的创设和配置,也应接受基本权利规范的审查。留置措施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强度与逮捕类似,在我国《宪法》第37条对组织法立法权限的限制下存在合宪性困难。基本权利教义学虽然接受政党内部规则对党员权利的克减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放弃",但关于留置措施讨论中的"家法说"和"权利放弃论"都较难证立。廉政机构的设置及其权力的配置,应该在宪法框架下积极稳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