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稿本《聊斋志异》的修改看蒲松龄对“春秋笔法”的接受

手稿本《聊斋志异》中有蒲松龄对原稿的修改痕迹,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中国叙事文学传统中的“春秋笔法”,是沿袭“春秋五例”的“笔削”。蒲松龄自觉化用“微而显”与“志而晦”的叙事方法,并使二者作为文法的内涵得到了扩充。原本“微而显”的内容,出于语境的变化愈显而愈隐;原本“志而晦”的内容,则愈隐而愈显。蒲松龄“为民而讳”,为美善之事回护,对奸邪与违礼之事不遗余力地批判,同时又在思想原则与社会价值层面坚决秉持守正的态度,这是对“婉而成章”与“尽而不污”以“惩恶扬善”为宗旨的聚合。对属辞与对话在修辞意义上的考量既是“尚简”,也是对情节合理性和文字有效性的考虑。

大连图书馆藏《连城璧》的版本价值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无声戏》是李渔小说《无声戏》(《连城璧》)存世六版本之最早。大连图书馆藏《连城璧》是研究李渔由杭州至南京改刻情况的较好版本。学界讨论的萧震对张缙彦“编刊无声戏二集”的弹劾乃是特指《无声戏》的第二集,李渔在《连城璧》午集中保留了《无声戏》二集中的情节。南京改刻本的回目调整体现了刊行者对经济效益与文化政策的矛盾调和。同时,大连图书馆藏《连城璧》也是研究李渔在日本早期传播、戏曲理论影响的重要资料之一,这一版本具有其独特的版本价值。

中日“牡丹灯笼”故事的图像演变路径比较——基于《牡丹灯记》的文献流播与接受

《画传剪灯新话》《牡丹灯笼画谱》体现了“牡丹灯笼”故事图像在日本的语图关系从伴生走向独立。“牡丹灯笼”故事的图像在浮世绘和妖怪画的创作中沿着“恐怖化”与“情色化”的路径演绎,最终确立了以“妖美”为主的审美特征。中国“牡丹灯笼”故事图像的绘制者避开了恐怖,同时绕过了香艳狎昵,图像多为所叙事件的“流程节点”。在中国民间对“牡丹灯笼”故事的记录中能够看到,故事回归于情节本身,呈现出民间化特征,《鄞县志》便体现了“牡丹灯笼”故事在宁波民间被接受的过程。“牡丹灯笼”故事是中国“牡丹灯”形象传统的变体,而日本民俗文化中的“死亡意识”与“情色文化”支撑故事以多种样态持续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