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中的数据:概念、文本与实践

数字、数据和信息是信息社会的基本概念。在刑法中,数据的定义和范畴决定着刑法对数据保护的范围与力度。在传统意义上,数据与数字紧密相连,但计算机语言的出现使数据部分脱离数字;大量信息以数据方式呈现,但信息只是数据的表现形式之一,数据还包括功能性的程序指令。刑法文本中有显性数据和隐性数据,隐性数据易于被忽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裁判者泛化数据概念、忽视数据价值、抹杀数据属性差异和同化数据信息等不合理现象。应当在刑法中明确数据概念的基础上,以数据的价值评价侵害数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基于数据的国家秘密、财产、知识产权等属性认定侵害数据行为的性质,明确信息在部分罪名中的独立性,实现刑法对数据权益的保护和对侵害数据行为的打击。

论企业数据安全合规中的行刑衔接

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包括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两者都存在行刑衔接问题。在企业数据安全行政合规中,要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实现行刑衔接,突出数据行政主管机关的主导作用,同时发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防止以罚代刑,并解除行政人员在合规处理中涉嫌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后顾之忧。对于企业数据安全的刑事合规,要在系统的企业刑事合规法律体系中建立行刑衔接制度,发挥数据主管行政机关在企业数据安全合规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并重视企业数据安全刑事合规建设失败后的行刑衔接。

加密资产属性争议引发的刑事判决分歧及其解决

社会各界对加密资产的属性有不同的认识。正是因为对加密资产属性的争议,刑事司法判决中对非法获取他人加密资产的行为是定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还是定盗窃罪、诈骗罪等存在分歧。这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同案同判的要求。司法判决中法官应当透过加密资产数字存储方式认识其财产属性,并基于加密资产的财产属性对涉及加密资产的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予以正确定性。

论逃税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前置条件

《刑法》第201条第4款规定“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这一前置条件实现对逃税行为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已受行政处罚”要求客观上完成罚款的缴纳,但不妨碍行为人行使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也与行为人内心是否主动悔罪无关。逃税罪立法中该前置条件的限制适用情形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不冲突,其中规定的“五年内”的起算时间点应考虑所受处罚的种类及其具体执行情况。这一前置条件以行政处置手段影响对逃税行为法益侵害的终局评价,故在逃税案初犯处理过程中,行政处理程序应前置于刑事追诉程序。

有期徒刑分等研究

有期徒刑分等是在法定有期徒刑幅度的基础上进行轻重等级的划分,有期徒刑分等与刑格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期徒刑分等是自由刑单一化和"重重轻轻"刑事政策的要求,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有实质合理性的意义。有期徒刑分等应以类种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依据。我国刑法中应该以5年和10年作为轻等、中等和重等有期徒刑的界限点。

沈家本与清末刑罚轻缓化

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主持修律工作,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之门。其中,沈家本对清朝刑律的修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促成中国刑法近代化方面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可以说沈家本主导了清末刑罚力度上的轻缓化。

介绍贿赂罪取消论

在新中国刑事立法初期 ,介绍贿赂罪便已经存在 ,但对于该罪名的存与废问题却众说纷纭 ,这种争议也影响到了刑事立法 ,在多个刑法修订文件中均取消了该罪名。实际上该罪名的存在与我国严厉打击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相矛盾 ,也与罪责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基本原则相违背 ,现行标准也无法明确划清本罪与贿赂犯罪共犯的界限 ,设立本罪还使刑法中同类行为在刑法上得到不同处理 ,最后 ,从国外刑事立法看 ,绝大多数国家刑法中均无此罪名。从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上看 ,应当取消介绍贿赂罪的罪名 。

"国有企业"概念辨析——兼谈我国刑法中的"国有公司、企业"

国有企业不仅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刑法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但何为"国有企业"?经 济学界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此作了探讨,并形成了独资说、控股说和参股说。我国刑法典也有多处规 定涉及国有企业,但刑法学界对"国有企业"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并没有取得一致。

论自由刑中的“自由”及其演化

自由刑中应然的自由是犯罪人为实现其自身需要不受他人阻碍地进行选择性行为的状态。由于社会的发展,自由刑被纯粹化,自由刑中的"自由"经过不断的分化最终限定为狭隘的人身自由,即为满足正常生活和交往的需要而按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选择性的活动。由于人类自由的相对性和各国现代化水平的不同,自由刑中的"自由"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发展趋势是不同的。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美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该标准现在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标准,但该标准源于何时,理解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该标准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不同的人观点并非完全一致。法官是否应当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明确该标准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理解上有分歧,法院间的做法也有差异。在定义该标准时,有三种方式。对于"合理怀疑"的解读通常采用同义词"道德确信"加解释。对于是否应当量化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法律界也有不同的意见和方式。

犯罪构成对刑事诉讼价值的保障

犯罪构成是刑法学的重要内容,但它与程序法具有密切的联系。刑事诉讼的价值是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基本命题,其主要内容包括裁判的准确性、程序的公正性、政府权力的限制程度和诉讼程序的效率四个方面。犯罪构成对于刑事诉讼这四个基本价值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修正述评——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了多处修正。具体而言,在贿赂犯罪中增加了新罪的规定,修正了贪污罪和受贿罪的法定刑,增加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调整了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这些修正严密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网,加大了行贿犯罪的惩罚力度,使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但该草案的内容也有一些需要完善之处,应当将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犯罪的对象中,贪污或受贿犯罪人的从宽处罚设置应当重构;补充行贿罪构罪标准与量刑标准中的数额标准,对行贿犯罪罚金刑适用方式应当规定为选处制。

刑法平等原则辨析

刑法已经对平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刑法学界对于刑法平等是单纯的司法平等还是立法平等与司法平等的统一、刑法平等是纯粹打击犯罪上的平等还是打击犯罪与保护权益平等的结合、刑法平等是否仅为自然人间的平等、刑法平等要排除哪些因素的干扰、刑法平等与区别对待关系如何处理,争议颇大。对这些争议予以澄清是正确把握刑法平等原则内涵和外延的需要。

刑法中的“赔偿(经济)损失”

犯罪行为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而且或多或少会给被害人造成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从刑法规定的刑罚方法看,被害人并不能从犯罪者受到刑罚惩罚中得到应有的损害赔偿。为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刑法第36、37条规定法院应当判处或责令犯罪分子“赔偿经济损失”或“赔偿损失”。但学界对于“赔偿(经济)损失”的性质、范围和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争议较大,本文试图对此予以澄清。

美国刑法中的文化辩护及其启示

文化辩护是随着美国移民增加和文化多元凸显而出现的一种新型刑事辩护。二十多年来,美国法律学者中赞成者与反对者对文化辩护各执一词。从美国司法实践来看,赞成者的观点逐渐被部分法院接受,一些州法院甚至联邦法院在刑事案件中采纳了文化证据。文化辩护现在还不是一种独立、正式的辩护类型,往往是与传统类型的辩护结合使用。文化证据既可以在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中起作用,也可能在执行程序中发挥作用。文化辩护可以在辩诉交易中降低控方指控或在审判中使被告人获得轻罪甚至无罪判决,还可能导致被执行人提前假释。文化辩护的案件处理过程中,关于文化的专家证言起着关键作用。美国刑法中的文化辩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完善我国相关的辩护制度不乏启示意义。

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从模糊到清晰

行政法与刑法都是权力约束和权利保护的法律部门,但责任追究的方式迥异,有必要明晰两者的界限。无论是立法上还是法律适用中,我国两个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处。这不但会导致不同性质权力相互越界,而且会使违法行为人受到不应有的待遇。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客观原因,也存在主观因素。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清晰化。

推定在犯意认定中的运用——基于英美国家犯意推定的思考

由于意识与意志的主观性,在刑事诉讼中,犯意的证明一直是困扰控方的难题。在缺乏被告人自白的情况下,犯罪的证明完全依赖于推定这一手段。但推定结论的或然性引发了人们关于犯意认定中推定运用可行性的怀疑;犯意推定的证据标准也无法与直接证明的标准一致;推定还可能导致证明责任分配上的争论。英美国家刑事诉讼中对于犯意推定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规则,可资借鉴。

论告诉才处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告诉之帮助

告诉才处理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可能受外力因素制约、提供证据能力弱而无法告诉或在告诉后无法继续支持告诉,这就使被害人告诉帮助成为必要。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前两种情况下被害人告诉帮助作了粗略的规定,但后种情况如何处理仍无相关规定。针对告诉处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对侮辱罪、诽谤罪和虐待罪的告诉才处理作了相应的修改,以使特定情形下的被害人能获得告诉的帮助,但其规定并不能适用于所有告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应当完善相关的规定,为被害人失踪期间告诉权的行使提供帮助,为证据提供困难的被害人提供帮助,也为告诉后无法继续支持告诉的被害人提供帮助。

关于刑法教学中的三个问题

在大多数本科阶段未开设大陆法系刑法学课程的高校中,应当妥当地处理刑法传统教义学与大陆法系刑法学理论之间教学上的矛盾;应当改革目前的刑法分论教学体系,使其更好地向学生传递保障人权的信息;刑法案例分析不宜单独作为一门课程开设。

“受过行政处罚”在刑法中作用的体现、考量与限制

行为人受过行政处罚这一事实的法律意义已经超出了行政法的范畴。刑事立法或刑事司法解释中将受过行政处罚作为认定行为人犯罪主观故意中"明知"的根据、作为违法行为犯罪化或降低构罪标准的依据、作为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事由或作为对犯罪人从宽处罚的限制或禁止性事由。承认"受过行政处罚"在刑法中的作用有其合理性,但它主体上仍然是行政制裁的后果,为防止过分强调其在刑法中的作用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应当将其作用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