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立法模式之检审——以与认罪认罚的关系为视角

刑事合规立法模式应当采用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还是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已是当前刑事法学界与实务界聚焦的前沿课题。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重合为融入认罪认罚的并合式提供了立法可能的空间,但立法技术的局限、归责原则的冲突以及发展趋势的背离,使得并合式不能充分发挥刑事合规应有的价值,因而遭到否定;两者之间的溢出使得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的独立式立法模式得到推崇,构建刑事合规特别程序应当考虑单位犯罪组织体责任论的归责模式、片段性集中的立法技术以及轻缓化的处理方式等现实基础。同时,鉴于刑事合规与认罪认罚之间的关系,从单位责任论出发实现从刑事合规到认罪认罚的衔接,从个人责任论出发实现从认罪认罚到刑事合规的衔接。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检察权(司法权)介入羁押执行过程,防止其被滥用,从而实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羁押候审权的根本目的。在全面介绍以接受司法权的审查、诉讼化的审查模式,程序化的审查内容、多层次的救济途径为特征的域外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之后,对我国新刑诉法所构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审查时间、主体、方式、内容与后果,以及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作了完整解释;对潜藏在该制度背后的隐忧也作了独到分析;还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配套机制作了准确界定。

流域环境犯罪中恢复性司法适用的考察——以江西省增殖放流情况为样本

在我国重点保护流域环境的语境下,流域环境犯罪治理问题成为热点。流域环境犯罪与通常的水环境犯罪不能一概而论,前者具有“四类行为、三大特征”的独特个性,传统治理模式难见实效,恢复性司法更能契合其“治理与修复并重”“优化综合治理质效”的司法目的。以江西省增殖放流情况为样本进行考察可知,恢复性司法措施的适用率与日俱增,但尚存在措施适用思维滞后、生态修复标准不一、生态修复民事责任刑罚化以及执行措施“非科学”等问题,使得修复质效难以保障。对此,需要转变思维、明确性质、权衡标准、保障权利、提升质效,以推动流域环境犯罪中恢复性司法的纵深适用。

比较法视野中的搜查制度评析

搜查直接涉及到公民的人身、财产、住宅和隐私等基本权利,各法治国家将对搜查的限制性要求规定在其宪法性文件中,在《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证据法》等中规定搜查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明确了搜查的例外,对非法搜查设置了多种程序与实体的救济途径。

搜查制度的缺陷及其成因剖析

在我国,关于搜查制度的立法简单粗陋漏洞百出,其缺陷主要表现为缺乏司法审查机制、启动搜查的随意性与粗陋的执行程序、辩护权缺位和违背法理的同体监督与非法搜查侵害的权利缺少救济途径。导致搜查制度出现如此缺陷的原因是检控机关人权保障观念淡薄、证明标准和执行程序的虚无化、搜查制度运行中的非诉讼化构造和忽视权利保障与救济。

试议监视居住的废除理由

随着社会变迁,监视居住基本丧失其制度本身赖以生存的前提条件。从理论上看,相关法律法规混淆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不同的强制程度,也违反了比例原则。在实践层面,执行监视居住的立法规定欠缺可操作性,警力不足导致监视居在实施中异化,执行的高成本与高风险使监视居住几乎弃用,监视居住实施也往往侵害案外人的权利。鉴于此,监视居住理当废除。

论废除监视居住的理由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犯罪现象本身呈现出与常态社会的极大不同,以保障人权和追诉犯罪为目的的刑事强制措施也得因之变化。监视居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但现如今,随着其制度生存的社会根基被剥离,适用条件违反了比例原则,适用空间极其微小,以及无法破除的执行困境等废除理由的凸显和强化,它必将日渐式微并最终被废除。

认真对待刑事搜查

刑事搜查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财产权、住宅权和隐私权等宪法基本权利的强制干预,其理论基础是达致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与平衡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现有立法关于刑事搜查的规定简单粗疏,侦查机关僭越立法权限加以合目的性解释,并在执法中效率优先兼顾程序,因此,需要对刑事搜查进行技术改造。

论废除监视居住的理由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犯罪现象本身呈现出与常态社会的极大不同,以保障人权和追诉犯罪为目的的刑事强制措施也得因之变化。监视居住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强制措施,但现如今,其制度生存的社会根基被剥离,适用条件违反了比例原则,适用空间极其微小,以及无法破除的执行困境等废除理由的凸显和强化,它必将日渐式微并最终被废除。

涉人工智能犯罪刑法规制的路径探讨

人工智能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涉人工智能犯罪也相应地分为不同的类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增进了人们福祉,但涉人工智能犯罪也会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恶劣影响,对涉人工智能犯罪,我们既要改进刑法对其做出相应的刑法规制,又要把握好规制的限度,以免过度规制而限制了科技进步。弱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研发者设计的程序内进行犯罪,其犯罪是人的行为的延伸,应当由研发者和使用者承担责任;强人工智能机器人超出设计程序自主实施的行为有犯罪故意,应当由机器人作为责任主体承担责任。

帮信罪电子取证现状、困境及其对策--基于9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帮信罪案件数量连年激增,电子取证作为其治理的关键环节仍无法突破取证技术与方法的双重难题。当前,帮信罪电子取证存在措施多样但性质不清、证据运用低效、取证方法滞后以及跨境取证失范的现象。导致取证环节陷入侵犯公民权利、证据真实性不保以及司法负担沉重之泥淖。基于此,应当进一步明晰电子取证性质、完善展示规则、构建类型化抽样取证机制、加强多方信息共享共治以及探索多元化跨境取证模式,以解决实践难题。

高空抛物罪中“情节严重”的量化适用研究--以万有引力为逻辑起点

高空抛物罪中“情节严重”的模糊性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的裁量权过大,适用标准不一,从而易发生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限缩“情节严重”的适用范围,以维护司法的公平性。高空抛物罪因其特有的受引力和动能影响的属性,使之不仅可以从行为人主观上对"情节严重"进行限缩,更提供了客观上限缩的可能性。因而应以特定的数值进行量化适用:以坠落物品能否产生3430 N的冲击力作为分水岭,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未达到3430 N的高空抛物行为应认定不满足“情节严重”的客观标准;达到3430 N的情况下,可认定客观上已满足该标准。这样便为高空抛物罪中“情节严重”的客观认定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参考数值,有助于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效力及其内容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将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从对抗式推向了合意式,成为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认罪认罚具结书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重要的法律文书之一,因罪刑不能交易而缺损协议的本质内容、不含证据事实而缺乏证据能力基础,因而只能是形实兼备的单方承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然享有反悔权,但检察机关不享有反悔权,法院不得作出重于量刑建议的裁判。针对当前认罪认罚具结书缺省的内容,需要在增加风险告知书和证据目录、补充案件的重要信息等方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暂缓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暂缓起诉制度具有保障当事人权利、实现诉讼效率和刑罚目的等功能。为迎合刑罚理念的变化，顺应起诉法定主义走向起诉便宜主义的趋势，特别是在“人权入宪”和“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在相关检察院试点改革的实证基础上，重新对公诉权进行配置，借鉴并创设具有我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环境侵权诉讼“关联性”规则的司法适用研究

对环境侵权诉讼关联性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司法实践中存在过度扩大解释关联的法律涵义、混淆适用关联性与因果关系以及错误拔高关联性证明标准的三大问题。缓解上述三大问题或从对关联性规则本身的考察出发,认识反社会性是关联性规则的关联介质,明确反社会性与关联性规则的关系以及对关联性规则的影响;从而在此基础上明确关联涵义、厘清关联性与因果关系界限的同时,确立以低度盖然性作为关联性规则的证明标准,构建常识型、科学技术确定型、技术不确定型、科学不确定型的关联性规则分类适用体系。在新型态的理解与适用体系下,不仅可以有效引导关联性规则明确且细化的应用,还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更大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