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中的内部责任配置方式

长期以来,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问题是我国公司法制运行过程中的重大争议问题,其中主要围绕越权担保合同的效力与越权担保责任的承担展开。通常情况下,合同的效力认定影响和决定了责任承担的方式。但经过对司法裁判案例的梳理发现,无论越权担保合同是否被认定为有效,司法裁判都倾向于责令公司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告》2015年第2期的一则公报案例与2017年《民法总则》第61条的立法,相继确认了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认定的善意有效规则,与之相关的责任承担规则也发生变化:"内外有别"法理之下,规范设计重在确认对外部第三人的效力,其规范目的在于强化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从而建构起法定代表人的间接担责模式。在公司原则对外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下,法定代表人是否承担对公司终局性的内部责任规则却仍然付之阙如。分析表明,法定代表人终局责任承担的规则设计与法定代表人制度的设计息息相关,但我国采行的唯一代表制则阻滞了法定代表人内部担责的实现,内外有别法理也并未回答法定代表人内部责任的承担与配置方式问题。为通过制度设计使得越权担保的法定代表人承担终局性的内部责任,有两种备选方案。一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上的相关设计,专门设置"法定代表人内部担责条款";二是,借鉴成立中公司的归责原则,设置"法定代表人内部担责外部化"规则,构建组织责任加身份责任的归责模式,通过立法使法定代表人在对外担保中与公司一起承担连带的担保责任。前者受困于我国现行公司法系统改造的困难性,以及公司两权分离不彻底背景下的公司法制运行系统环境,无法妥善地达到制度改善的目的。后者,则不仅可以将对公司越权担保行为的规制提前,极大地推高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成本,并且与现行司法与立法所确定的"内外有别"趋向相适应与吻合,在适配内外区分法理的基础上,实现债权人保护与公司利益平衡的双重制度目标。

隐名出资的类型重释与规范构造——基于对契约法思维的反思

隐名出资的股权状态,不同于“出资人—股权—公司”的传统认定结构,涉及对内对外多重法律关系。现有相关规定深受契约法思维定式的影响,忽视了公司的程式地位,不仅使得股东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摇摆,而且严重困扰隐名出资的制度定型。从组织法视域出发,隐名出资可分为“借名取利型”和“借名经营型”两种类型,基于此,能够在公司程式运行、股权争议状态、善意取得等环节合理划定各主体间的关系,完成隐名出资的完整应用。此二元类型的划分以“行权”作为核心要素,从公司关系角度分析“名实分离”的两个主体与公司之间的关系,通过重点识别实际出资人在组织法中的规范位置,实现对隐名出资的理论解读。

环境权入宪的规范模式:选择及其实现

欧盟各国宪法对环境权利的确认模式包括"明确的基本权利模式""国家义务条款的解释模式"以及"其他宪法基本权利的‘绿化’模式"。我国现有的环境权入宪实践面临诸多系统困境,应基于功能主义立场而采用"明确的基本权利模式"。宪法环境权虽然直接立法难度较高,但具有可期待性,应与地方立法权扩容、案例指导制度完善、合宪性审查与合宪性解释运用等法治实践相结合,形成综合性的环境权入宪路径,并采用独立而非从属的基本权利类型。应以环境法治体系化推动法律对环境的有效治理。

体系化视野下的埋藏物制度检视——以与无主物的关系为中心

对域外埋藏物立法进行体系考察,不能当然得出埋藏物适用有主物的结论。关于埋藏物制度与无主物制度的关系,在中国立法与理论界存在"区分适用模式""特殊转换模式"以及"先占涵盖埋藏物发现模式"三种关系模式。民法逻辑分析方法对现实经验的背离、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混淆,利己主义实践对利他主义立法的削弱,导致三种模式存在"缺乏对无主埋藏物的规制"与"难以实现利益平衡"两大漏洞。应以"埋藏性+不能判断所有人"的复合标准区分有主、无主、不能判明三种状态,框定发现后之埋藏物类型。通过精细化立法构造全新的"埋藏物规则部分覆盖无主物模式",助益于旨在实现体系化目标的民法典编纂。

房屋租赁权对抗力制度的完善

梳理房屋租赁权对抗力来源,通过不动产公示公信引入,解决房屋租赁权作为债权对抗所有权的法理不足,实现实践中买受人和承租人利益平衡。同时将房屋租赁登记制度结合区分长短期租赁,并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相衔接。

“网购给差评被骚扰”事件发生原因之分析——从诚实信用与禁止权利滥用的角度

网购"寿衣门"及类似事件多发引起关注。本文从网络交易双方的行为入手,分析双方担负的诚信义务并举例说明了网络购物中权利滥用的典型方式。得出此类事件发生的原因在于网络交易中的诚信失范与权利滥用,并指出网络交易仍然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正确行使权利,达到各方民事利益的平衡。

资源地居民受益权与生态安全义务的确立

自然资源作为物权客体之一,其特殊性导致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或生态保护过程中,资源地居民利益的保障困难重重。论文以分析资源地、资源地居民受益权的来源、确立前提,以及生态安全义务确立的基础性,为资源地居民受益权与生态安全义务的资源利益实现,提供了一种思维路径。资源地居民在天然林禁伐政策、西部大开发和国家生态安全战略中,被赋予包括生态安全义务在内的一系列限制性义务,这在灾害法学上是欠缺可持续性的。

姜蓉生产设备研制开发

“民以食为天”.姜蓉作为一种传统的佐料,味道鲜美,深受广大食客推崇,在饭店、酒楼、家庭广泛使用,在许多粤菜中如“白切鸡”更是必不可少.传统的姜蓉制作由手工完成,其清洗、去皮、剁碎均由人工操作,这种做法只能是小作坊生产,产量小,费工费时.姜蓉的工厂化生产既能减少生……

论大宗商品现货电子交易的合法性识别

当前对现货交易的合法性监管框架,系参照期货交易且主要从交易行为要件角度,以“形式主义认定模式”建构。中长期交易可因交易标的是现货商品还是预售商品,在交易结构上产生具体差别;其中后者的衍生交易与期货交易最易混淆,故应抛弃“标准化合约”这一形式要件作为合法性识别依据。“形式主义认定模式”也无法容纳“产业型现货交易平台”与“消费型现货交易平台”在诸多方面的异质性,须从形式判断走向实质判断。应围绕三个维度建构“实质主义认定模式”:一是交易目的上,现货交易主要是实现实物交割而非投机获利,且对该目的的识别并非探求个体真意,而是通过交易规则设计转化为制度机制;二是交易功能上,要适配交易目的论,强化对交易全程的事后功能评价;三是交易形式上,坚持甄别和剔除“可对冲性”等期货交易的核心要素。

舞茸菌液体发酵富硒培养研究

舞茸菌是一种食药两用珍稀菌类,由于舞茸中含有丰富的侧链的葡聚糖,因此具有极强的抗癌功效,被誉为"真菌之王,抗癌奇葩"[1]。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可以防癌解毒,养肝护肝等[2]。目前,饮食中有机硒的来源主要是动物性和植物性食物,而要向动、植物中直接添加硒元素却十分困难[3]。舞茸菌具有较强的富硒能力,能够通过菌丝细胞内物质代谢的转化。

关于关联担保越权合同效力的综合判断

当前司法裁判不区分意定限制下的普通担保和法定限制下的关联担保,造成越权担保合同效力判断的体系性困局。法定限制与意定限制的二元区分是立法的解释结论,公司关联担保的决议程序经由法律明确限制,应由此确立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立法者对公司的关联担保行为设置法定限制,旨在将其置于关联交易的体系之中从而强化法律规制。越权关联担保合同的效力判断,应摒弃在普通担保中仅仅经由相对人善意认定来判别合同效力的单一路径,而须在区分担保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内部决议效力瑕疵的准确识别、交易相对人善意的认定、实质公平测试的价值兜底等进行综合判断,以弥合民商事法律的体系界限,发挥法律对商事活动的引导作用。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静息态脑电分类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作为临床精神科中的两种重性精神疾病综合征,两者的发病机制至今未明,因此临床上对于二者的区别常常依靠量表和医生的临床经验进行判断。脑电图(EEG)作为一种高时间分辨率的非侵入性诊断方法,可以作为两种疾病的一种潜在生物标记物。通过采集两种疾病临床静息态(睁眼和闭眼)的脑电数据,训练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来对两种疾病进行分类,以试图找到一种区分两种疾病的客观手段。研究采集了70名精神分裂症和70名抑郁症患者静息态的EEG,通过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数据输入形式,即利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将时域下的EEG数据转换到频域,再将频域数据转换成灰度图的形式输入卷积神经网络。不同于以往传统机器学习的方法,深度学习可以对数据进行自动的特征提取,而不需要人为筛选特征。而后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对模型进行评估,并将数据增强的方法应用于EEG,来提高模型的性能。通过数据增强的方法可以使模型对两种疾病的分类准确度达到87.50%,敏感度和特异性分别达到84.09%和91.67%。实验结果表明卷积神经网络结合静息态脑电数据可以对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进行较好的区分,EEG可以作为两种疾病的一种潜在生物标记物。

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患者静息态脑电功率谱熵的对照研究

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SC)和抑郁症患者(DP)的静息态脑电功率谱熵,深入比较该指标在两种疾病人群中的表现,探究这一指标对两种疾病大脑异常情况的反映。选择性别、年龄相匹配的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患者各100例(男:50,女:50),采集睁眼、闭眼两种状态下的静息态脑电数据;对脑电信号进行信号预处理,并通过独立成分分析实现伪迹校正;基于Welch变换进行功率谱分析,归一化后利用相对功率计算脑电的功率谱熵;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手段,对该指标做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任意相同状态下,精神分裂症组的组平均功率谱熵在每一导联上都低于抑郁症患者组(导联平均功率谱熵:闭眼状态下,SC:1.26;DP:1.32;睁眼状态下,SC:1.33;DP:1.37),且在多数导联上差异显著(P<0.05);对于两组被试,其闭眼状态下的功率谱熵均分别低于睁眼状态下的功率谱熵;对于功率谱熵从睁眼状态至闭眼状态的减少量,两组被试在Fp1、Fp2导联存在显著差异(P<0.05)(Fp1:SC为0.08,DP为0.02;Fp2:SC为0.09,DP为0.02);在睁眼状态下,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患者大脑左右半球功率谱熵的不对称性存在差异,精神分裂症组表现出更广的不对称性(呈显著不对称性的电极对:SC有4对,包括F3-F4、O1-O2、F7-F8、T5-T6;DP有2对,包括P3-P4、F7-F8);闭眼状态下二者的不对称性均只显著体现在F7-F8、T5-T6导联(P<0.05)。功率谱熵这一指标能够敏感直观地描述功率谱的分布情况与不规则程度,进而反映脑电信号的复杂程度以及个体大脑活跃程度。该指标能够作为一项有效参考,反映两种疾病人群在静息态下大脑活动的差异,并有望用于区分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

参考电极对面孔识别事件相关电位成分的影响

背景:选择脑电图参考电极方式是分析事件相关电位的关键步骤,但是参考电极事件相关电位成分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目的:从统计学和头皮电位拓扑学角度比较分析了平均参考、左耳乳突参考和零参考对面孔识别事件相关电位成分的影响。方法:使用的脑电图数据来自国际公开数据库OpenfMRI中的多模态人类神经影像数据集。招募了19名正常或矫正视力正常的健康者进行视觉刺激试验,试验的视觉刺激因子分别为陌生人脸和扰乱人脸。使用brainstorm软件对3种参考(平均参考、左耳参考、零参考)方式下,在枕颞叶区域采集到的事件相关电位,进行N170潜伏期和幅值分析,并进行头皮电位拓扑图和源定位计算,对3种参考下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与结论:①与扰乱人脸相比,陌生人脸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N170有更短的潜伏期和更大N170幅值的特点,N170潜伏期没有显著性差异,N170幅值有显著性差异;②拓扑结果表明,在相同的刺激因子下大脑右侧颞叶比左侧枕叶活动更为强烈,且只有REST参考能够最好地揭示大脑右侧颞叶和前额叶区域在陌生人脸和扰乱人脸刺激时存在显著性差异;③结果说明,REST参考方式下得到的脑电图数据更加真实准确,这为进一步研究面孔识别神经机制提供了帮助,为面孔识别相关实验参考电极的选择提供依据。

我国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的扩张与规范

金融机构股东加重责任关乎股东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平衡。域外股东加重责任来源于风险防范语境下的公私合作治理需求,控股公司结构决定了加重责任虽然对有限责任有所偏离,但具有私法逻辑支撑。我国的股东加重责任覆盖了整个金融行业,并聚焦于主要股东而不限于控股股东,在范围与对象两个维度上呈现出扩张现象。此种扩张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对私法秩序形成挑战并引致诸多规范困境,亟待立法回应。但特定行业立法无法应对此种扩张,金融稳定法的公法定位也难以直接填补私法基础。而公司法则能作为规范我国特殊实践的立法载体,实现法律层面设定、覆盖整个金融行业、契合公私合作治理、补足私法正当性等多重目标,并可合体系地针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差异化的规则设计。

论我国灾害对口支援制度的法律治理优化

灾害对口支援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立法规范缺失、制度程序缺失、权责分配缺失等诸多非法治化的运行表现。法律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跳脱"救灾话语",而使灾害对策适应灾害规制的三阶段论,实现灾害对策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并将理论基础定位于减灾责任的国家化。灾害对口支援法治化的具体路径,一方面是要将这一制度整合于灾害管理综合体制之中,在立法中结合灾害规制阶段对其进行体系化设计;另一方面,则应通过"在地化原则"的贯彻,以对口支援义务法定化为切口,实现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并在具体实施中实现权责分配的科学化,从而推动整个灾害应急治理的现代化。

雾霾灾害及其法律对策

雾霾是一种人为自然灾害。企业的经济生产、公民的社会生活等不科学、不环保,从而形成个体致灾性的聚合是雾霾成灾的人为原因。雾霾治理困境来源于法律上的机制性难题,如立法观念落后,联动机制缺失、责任承担者难以确定、产业布局和空间规划不合理等。雾霾治理的法律对策,一方面是建立应急处理机制来应对已经发生的雾霾灾害,另一方面则是建立长效法律机制作为对下次灾害的预防。具体的长效机制则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立法观念转变、责任主体的确定、联动机制的建立、空间和产业的合理规划布局。

异质的治理:四川藏区农村环境问题的法律应对

四川藏区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环境问题。但四川藏区的农村环境问题与全国农村环境问题相比,又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城市污染转移、农业面源污染、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较为突出,治理权重上体现为"环境污染重于生态破坏"。而四川藏区则面临工矿企业开采、牧业草畜矛盾、旅游业开发等压力,治理权重上表现为"生态破坏重于环境污染"。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藏区宗教信仰与民族风俗等要素,框定了这一治理目标异质性的各种影响要素。通过法律控制异质性,须发挥地方"双重立法权"的层次互动作用,并注重立法与司法、国家法与习惯法的交叉互动关系,同时,还应加强环境行政执法,加强藏区环境教育,以增强法律对环境共性问题的治理。

雾霾应急法律机制的定位更新与制度矫正

应急处理业已成为雾霾防治的重要手段。但囿于对雾霾兼具"污染"与"灾害"的复合属性认识不足,行政机关未将雾霾应急定位于"自然灾害应急"而采"污染事件应急"的立场,混淆了制度定位并影响了政府规制的法律体系选择。除带来合法性质疑外,更造成政府规制的科学性危机:雾霾横向传输与应急纵向管理的冲突,制度设计的非科学性成为"制度致灾因子"。因此应将雾霾应急处理定位于"自然灾害应急",通过区分常态法律与非常态法律实现政府规制措施适法性的矫正;通过"救灾义务国家化"、"减灾义务社会化"实现权责重心的调适;构造"商谈+命令"的复合决策模型以应对区域性雾霾;调整灾害应对信息结构以实现科学化改造。

利益平衡语境下房屋租赁权对抗力制度的完善

我国《合同法》229条规定了租赁权的对抗力制度。本文通过梳理房屋租赁对抗力的来源,认为房屋租赁权作为债权对抗所有权这一物权而从法理上显得对抗力不足,实践中也难以实现买受人和承租人的利益平衡。通过不动产公示公信的引入,将房屋租赁登记制度结合是否属于长期租赁的区分,并与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相衔接,作为房屋租赁权对抗力强化和这一制度完善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