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从事对外援助:以中国扶贫基金会援助非洲为例

当中国学者讨论对外援助时,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对外援助,而往往忽略民间对外援助。然而,后者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某些国家甚至超过前者,以至于西方学者开始讨论"对外援助的私有化"。本文选择民间组织从事对外援助作为主题,不仅是想填补民间对外援助研究的空白,还想突显出一项重要发展,亦即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中国民间组织也开始走出去,并勾勒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中国政府在背后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民间组织如果想要更多地从事对外援助的话,还需要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更多支持。最后,讨论这项议题对于中国外交的意义。

潮汕善堂的民间信仰、慈善事业与信仰经济——以汕头市XY善堂三元运作模式为例

潮汕善堂运作的三元模式,其特色在于慈善事业、民间信仰与信仰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首先,包括大峰祖师信仰及相关宗教观念在内的民间信仰,能激发信众的行善动机,促使他们参与慈善事业。信众的行善动机多为＂自利型宗教行善＂与＂利他-自利型宗教行善＂。其次,慈善事业反过来,也会＂婉饰＂与＂合法化＂民间信仰。汕头市XY善堂对外强调其慈善事业以及民间信仰的慈善意义,一方面可以婉饰民间信仰的宗教意义,另一方面也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性。最后,信仰经济的发展,为慈善事业提供了运营经费。信仰经济由善堂经济、神道经济与民俗经济组成,它们均有重要的民间信仰因素。此外,民俗服务收入也是XY善堂收入的一大特点,从中可看到善堂经营的＂宗教治理＂策略。

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和外交政策参与——以中国NGO和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互动为例

相较于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中国NGO和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互动具有三大特点:首先,在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它们扮演着信息提供、沟通桥梁和居中联系的角色,从而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其次,政府想要加强公共外交,这使得它们获得外交政策参与的渠道。最后,它们在行动形式和诉求内容上采取自我约束的策略。随着我国政治环境变得比较开放,它们的政策言论空间也慢慢扩大。

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慈善动因变化:道德经济、庇护关系、社会地位补偿

海外华人慈善研究需要从全球视角来分析他们在居住国的慈善工作。华人合法性受到泰国政府的质疑或否定,使得华侨报德善堂依赖政府的合法性资源。然而,它缺乏政治权力来要求政府提供,于是提供慈善资源来与政府进行交换。合法性资源包括法律合法性、皇室合法性与行政合法性。在不同时期,善堂与政府的资源交易的着重点不同,反映出它的慈善动因产生了变化。1944年到1970年,主要是满足道德经济要求。自1958年起,新增了与官员建立庇护关系,以及补偿社会地位。慈善动因的出现与变化受到泰国政治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排华政策的开始与结束、泰中两国的联系暂时中断以及有影响力的盟友出现。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研究华人组织对居住国的慈善动因,进而分析它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民众的美国观:对江忆恩研究发现的补充

江忆恩曾研究中国民众的美国观,其研究发现的主要限制在于调查数据,也就是它的样本范围、时间跨度和问卷问题。文章参考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分析近年来的一系列调查,进一步补充其研究发现,中国民众的美国观呈现异质性与多维性,江忆恩的某些发现在其他地区也是成立的。

权力制衡的国际化与软权力化——读《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郭道晖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法学家,该书是他针对权力制衡理论的力作。由于该书是法学领域的学术专著,如果从其他学科的视角进行评论,或许可以提出某些新的观点,并且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因此,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该书进行评论,提出下列两点小小的补充意见:一、将权力制衡的权力场域从国内扩充到国际,进而提出权力制衡的国际化。二、将权力制衡的权力性质从硬权力扩充到软权力,进而提出权力制衡的软权力化。

政策倡议联盟与国际谈判:中国非政府组织应对哥本哈根大会的主张与活动

本文针对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应对哥本哈根大会的主张与活动进行案例研究,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NGO如何影响国际谈判,以及中国公民外交的涵义与最新发展为何。首先,针对中国NGO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进行文献综述,并指出现有研究的欠缺与不足;其次,修改伊丽莎白.科雷尔与米歇尔.贝茨尔的分析框架,进而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亦即中国NGO为何提出主张、如何拟定主张、如何表达主张、主张内容为何、影响与条件因素为何;再次,进行案例研究以增加认识,并回答前述研究问题;最后,提出政治环境与公民社会等因素将持续影响中国公民外交的发展,并讨论了日后可能的研究方向。

网络民族主义运动与中国的公民外交--以2005年“反日入常签名”为例

公民外交是中国外交的新近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2005年"反日入常签名"是中国公民,借由网络签名请愿从事公民外交的案例。该活动是由中国社会部门、中国经济部门与离散华人社群所组织的。它们通过跨国联系发起网络签名请愿而进行的网络民族主义运动。同时,该活动由于表达了广泛民意,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也影响了其他国际行为体,而成为中国公民外交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