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

南朝刘宋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在文官、武官两个系统中分别安排了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以及柳元景-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皇室代表,孝武帝在中央构建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大明二年,随着刘宏、何偃的相继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解,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正统的诉求与建构——对刘宋文帝“太祖”庙号的考察

按礼制,"太祖"是追封王朝"始封之君"的庙号,与其他庙号相比享有独尊地位。刘宋孝武帝改崇其父文帝"太祖"庙号的行为既不符合武帝与文帝的客观地位和历史功绩,也违背了礼制。孝武帝此举正体现了他的正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与他夺取皇位的过程直接相关。即位之后,为消除正统焦虑带来的负面影响,孝武帝以改崇文帝庙号为中心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极力标榜孝道来建构皇位传承的正统性。

刘宋文人的魏晋名士记忆——以王僧达塑造的颜延之形象为中心

王僧达在《答颜延年》诗和《祭颜光禄文》中,重点赞扬了颜延之的士人独立人格和魏晋名士风流,并有意识地将自己归为颜延之的同类人,表达了对颜延之的倾心和羡慕。但王僧达塑造的颜延之形象并非是完整的,而是经过了作者个人意愿的筛选,是作者的个人理想在颜延之身上的投射。刘宋文帝对士族较为宽容,孝武帝为加强皇权,对高门贵族进行严厉打压,王僧达在与孝武帝的多次冲突中屡屡受挫。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王僧达才将自己对理想生活状态的期待诉诸文学创作,塑造了更符合自己要求的颜延之形象。

重估苏武诗的诗史意义——以其章法和句法的创新为考察中心

与李陵诗相比,苏武诗在章法上善于利用擒纵变化、疏密相间的办法为诗句造"势"。句法方面,苏武诗首创了"俯(仰)……,仰(俯)……"句式,以及今昔二景一联之中相对、两联之中相应的句式。与《古诗十九首》和李陵诗相比,苏武诗具备更多的文人化色彩,在承接、勾连两汉五言诗与魏晋南北朝五言诗方面,以及民间乐府诗向文人五言诗演变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杜预生平事迹新考——对《中古文学系年》相关条目的商榷

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在对杜预生平事迹进行系年方面,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通过考证相关史料,可以得知杜预参与修成《泰始律》及作《律序》、律令注解的时间在泰始三年(公元267);杜预始任河南尹在泰始元年(公元265)到三年之间,以泰始元年十二月的可能性为大;杜预检举石鉴在泰始七年(公元271)正月伐吴之战后;杜预大败吴将张政在咸宁四年(公元278)十二月。

孝武帝出镇皇子府佐安排对刘宋后期政治的影响

刘宋孝武帝刘骏为出镇幼子挑选的府佐,主要来自自己的“代党”。在孝武朝三次大的战争中,这些人或为刘骏浴血奋战,或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刘骏的立场,与孝武帝有着十分密切的故旧私恩关系。也正是利用这种密切关系,邓琬以报答孝武帝为由策划了子勋之乱。不同于邓琬为谋求私利,薛安都、崔道固、萧惠开和沈文秀拥护子勋,确实更多出自报答孝武帝恩遇的目的。孝武帝生前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在他突然去世后,造成了中央的权力真空,导致权力分裂与斗争升级。刘宋后期皇室内部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是孝武帝专制统治的政治遗产。

文学与历史书写下的宋孝武帝悼亡形象

在《拟李夫人赋》中,宋孝武帝刘骏抒发了自己的悲痛与哀思,突出了爱情的缠绵与凄婉,成功淡化了作者的皇帝身份和哀悼对象的皇妃身份。谢庄的《宣贵妃诔》塑造了一个既不失皇帝身份,又能有节制地表达哀情的孝武帝形象,是对《拟李夫人赋》的弥补。李延寿在《南史·宣贵妃传》中借助对史料的有意剪裁和移接,模仿了《汉书·李夫人传》的叙事结构,导入了自己对孝武帝与宣贵妃的道德批判,强调宣贵妃去世与孝武帝荒废政事之间的因果关联。赋、诔、史传三种文体各有偏重,共同塑造了孝武帝的悼亡形象。

《宋書·宣貴妃傳》流傳及佚文考——兼考今本《宋書·劉子鸞傳》的錯頁

一、引 言梁沈約撰《宋書》一百卷,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記録南朝劉宋一代歷史的史書.然此書在成書後的長期流傳過程中屢有散佚,至北宋時已出現整卷遺失的現象.今本卷四六趙倫之、到彦之、王懿、張邵等人的傳記,《崇文總目》已遺失記載,現存文字爲後人據《南史》所補;南宋時,陳振孫稱“獨闕《到彦之傳》”,①今本仍闕;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指出今本《宋書·少帝紀》“此篇久亡,後人雜采它書以補之”;②孫虨《宋書考論》認爲《宋書》卷七六朱脩之、宗慤、王玄謨三傳也非沈約原本;③余嘉錫進一步補充說今本《宋書》闕《謝儼傳》,沈約《自序》也殘缺不完.④凡此均有助於我們了解今本《宋書》成形的過程.

陆机《拟古诗》对原作主题的改造

一、问题的提出 陆机的《拟古诗》是最能体现西晋时期文坛上盛行的模拟风气的诗歌作品，并因锺嵘在《诗品》中的高度评价以及被收录到《昭明文选》中，而成为公认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拟古类作品的典范。然而明清以来，这组创作却屡遭非议，以陈祚明、许学夷、王夫之、贺贻孙、李重华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批评家们，认为《拟古诗》对原作逐句模仿、亦步亦趋，未得古诗之情志、

知识下移与六朝才女书写标准的演变

六朝的才女书写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东晋以来史家对女性之"才"的观念的改变。刘宋之前的才女书写标准主要继承的还是刘向在《列女传》中细化之后的女德规范,齐梁之后方出现仅凭才学或文学创作才能而被书写的情况。因此,不能仅凭蔡琰、谢道韫等人的传记,就想当然地认为女性书写标准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而全然发生了转变。文学之"才"的标准被认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南朝皇权重振和次等士族上升而带来的知识下移。

暗流涌动:从刘义宣之乱看刘宋中前期寒门与寒人层的崛起

刘义宣之乱的爆发,反映了刘宋中前期寒门、寒人层的崛起。首先,臧质出身寒门,虽然在刘义康执政期间受到重用,但在义康事件之后依然受到门阀贵族制度的压制,这种不遇的境况和个人野心,使臧质成了叛乱的主谋,并企图借助义宣的皇室身份实现个人目的。其次,臧质利用了寒门、寒人层的力量,这些人为了谋求政治进身不惜利用宗室之争,他们是义宣之乱的主要参与者。这是义宣之乱爆发的两个根本原因。刘义宣的个人意愿和孝武帝对义宣的裁制是相对而言最次要的因素。

谢庄文学创作系年考

谢庄是南朝著名文学家。长期以来,对谢庄诗文作品的系年研究都相对欠缺。现存谢庄作品中,通过文献考证可以确定具体或大致创作时间的,计有49篇,比例占全部作品数的近八成。这为将谢庄一生的事迹与其创作生涯进行关联、对比,提供了可能性。

杜预的经学条例及其学术自觉

西晋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春秋》及《左传》注本。该书有三大特点:首先,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分合经传、以传附经,即杜预在《春秋序》中所说的"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①;其次是"经承旧史、史承赴告"的注释思想;

謝莊文學創作新論

本文討論謝莊創作生涯的分期問題,以及謝莊詩文的用典特點。謝莊字希逸,生於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卒於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歷仕文帝、孝武帝、前廢帝、明帝四朝,是南朝著名文學家、陳郡謝氏在劉宋中後期的代表人物。《宋書》卷八五、《南史》卷二〇有傳。謝莊在宋齊梁三朝都詩名頗著。

殷貴妃喪葬禮儀規格考

一引言劉宋孝武帝殷貴妃(?—462),生平主要散見於《宋書》卷八〇《始平孝敬王子鸞傳》、《南史》卷一一《孝武文穆王皇后》附《宣貴妃傳》和《資治通鑒》卷一二九。關於殷貴妃的出身,歷來有孝武帝皇叔荆州刺史劉義宣之女和殷琰之女兩種説法,均出自《南史·宣貴妃傳》。

論劉宋孝武帝朝的對蠻族政策

元嘉北伐的失敗和劉宋内部接連不斷的政治内耗,極大地削弱了劉宋實力,也拉大了南北政權的實力差距。爲適應新的局勢,孝武帝在對蠻族政策方面做出了相應調整。孝武帝有意安排與蠻族聯繫較密切的人員擔任蠻區州刺史和地方官員,體現了安撫政策的擴大化,同時又轉向對腹地蠻民的征討,更注重内部秩序的穩定。對蠻族政策的調整體現了劉宋對北魏的守勢,也對南朝歷史産生了重要影響。

《宋書》校考(一)

本文所校考的《宋書》條目,均出自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所有條目以卷次順序排列,其下加按語,或校勘文字,或考訂史實。凡已收入中華書局《宋書校勘記》及前賢時俊著作(如丁福林《宋書校議》,胡阿祥《宋書州郡志匯釋》,吴金華《〈宋書〉校點本偶記》、《〈宋書〉校點續議》等)的校考成果,本文不再贅述;前人言及但考訂結果不同者,則重新考證,並收入本文。希望本文對點校本《宋書》的修訂工作有所助益。

论江淹吴兴时期异域书写的特点与诗学定位--兼谈知识进入文学的特殊性

江淹在吴兴时期写作了大量有关异域风物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并没有体现出他对新兴的地学知识和博物知识的兴趣。江淹在写作时对这些异域知识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和排斥。这种写法包涵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即主流文化圈对非主流文化圈的偏见和误读。将江淹的异域书写特点置于南朝诗学史发展的脉络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顺应谢灵运以来的“极貌写物”的写法,他的描写是大而化之、甚至是套路式的,而非精细描摹的个性化观察视角,其所承袭的主要是借物抒情、比兴言志的诗骚传统。分析江淹处理异域知识的个案,可以发现知识与文学的融合并非简单的题材移植,而是还牵涉到文体的特征与功用、知识对于特定载体的依赖与惯性、知识与文学观念的错位、知识的前期积累以及作家个体的独特性等多方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