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兼论城镇化的中介效应

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基于2013—2021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利用面板模型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探究,并实证检验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服务支持程度等三个细分维度的影响效应,以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对城镇化的中介效应、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收敛效应比数字化支持服务程度影响效果更大;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影响效果较不明显;城镇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人力资本在数字普惠金融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从人力资本细分维度看,知识经验和人力资本积累显著削弱数字普惠金融的收敛效应,创新能力的调节效果并不显著。因此,要弥合城乡数字普惠金融“鸿沟”,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聚焦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作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缓解区域城乡差距不均衡问题,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论墨西哥海外侨胞权保障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墨西哥海外侨胞权保障大致经历了严格管控、自由放任、积极保护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最终实现了根本性的突破。根本性突破的内在逻辑在于对“不干涉原则”的重新定义,以及海外侨胞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根本性突破的法律基础是双重国籍制度的确立。在承认双重国籍的基础上,墨西哥不断完善侨胞权保障组织体系,努力寻求双边和区域合作,不遗余力保护海外侨胞权益,并因此成功将海外侨胞由墨西哥的“资源消耗”转变为“资源收益”。墨西哥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侨胞权保障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居民生活质量视角的山东城镇相对贫困测度研究

随着2020年农村绝对贫困即将消除,城镇相对贫困问题日渐凸显,阻碍城镇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故城镇相对贫困将成为贫困治理的新重点。以山东省为例,从居民生活质量视角对城镇相对贫困进行测度研究,结果发现,福利基础、城镇建设、居民生活状态等指标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城镇相对贫困。为此,提出了要各方面同时发力,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元化体系,深化居民生活质量标准,以达到缓解城镇相对贫困问题,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目的建议。

中国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应考虑的几个问题

中国应该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但在批准之前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公约在中国国内法上的接受方面,无须就公约在中国适用的空间范围作出特别说明,宜对“选择适用保留”事项做出保留;在公约是否具有自动执行性方面,由于商事调解基本制度的缺失,公约不宜在我国直接适用;在公约如何间接适用方面,应该通过《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或者《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确定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和可援用性,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执行与援用的审查程序规则,通过制定商事调解基本法细化执行与援用的条件,从而为我国尽早批准公约创造必要条件,并以此为契机建立我国商事调解基本制度。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与城乡高质量融合——基于经验的假说与检验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需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是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抓手,理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运用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效应和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效应呈倒“u”型,稳健型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数字基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技术创新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显著,而数字平台服务支持的影响效果尚不明显;数字经济对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效果在不同区域和不同农业功能区存在异质性。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会促进倒“u”型曲线拐点左移,强化数字经济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效应。根据结论,提出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数字平台建设、提升数字技术吸纳糅合能力、实施分区域差异化战略,并重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强化数字经济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效果。